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師協會會長李世亮：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力度關系到新質生產力的成敗

　　“知識產權保護和科技創新是共生的關系，只有知識產權得到強力保護，才能充分調動企業家、科研機構、科學家等對科技創新的信心”，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律師協會會長李世亮在接受《中國企業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目前，知識產權保護仍面臨著“維權成本大、周期長、賠償少、懲罰力度不夠”等問題，建議從立法上完善國家補償性賠償性法律制度，優化民事、行政、刑事的銜接機制，提高審判效率，真正讓違法者付出高額成本，從而保護創新積極性。

　　《中國企業報》：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力度關系到新質生產力推行的成敗，因此，請您談談保護知識產權，對發展新質生產力，助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李世亮：科技創新非常關鍵。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是提升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手段，從古到今，每一次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都離不開科技創新，這是全世界的共識。
　　黨中央、國務院已經做了一系列部署，從黨的政策、國務院的文件、全國人大的修法，到科技成果轉化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從各級政府推動科技創新招標、揭榜工程，鼓勵一大批科技創新項目，鼓勵科學家投身科技創新，鼓勵企業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參與市場經濟創新，再到高校科研體制的一系列改革等。
　　科技創新是智力勞動，需要大量的實踐和經濟投入，科技成果和產權所有人一定要受到法律保護，沒有法律保護，科技成果一轉化，假冒偽劣產品相繼出現，科技成果的生命就結束了。
　　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共生的關系。一個國家科技創新發展如何，首先取決于法律體制是否有利于調動科學家等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其次是保護力度大不大，保護力度大，會推動深入創新。例如：科學家可能一輩子只專注做一項研究，如果這項研究對科研機構、個人都能夠帶來足夠的經濟支撐，科學家就不需要分心，如果相反，科學家就無法心無旁騖、無法深入創新。
　　從立法上完善國家補償性賠償性法律制度
　　《中國企業報》：以“平安好醫生”商標侵權案件為例，為什么持續時間這么久？從司法程序上來講，這是終審判決必須經歷的程序嗎？對許多企業來說，可能經不起這樣的時間和精力消耗，有沒什么更好的途徑？
　　李世亮：“平安好醫生”商標侵權案是2020年，在世界知識產權日來臨之際，川渝兩地法院聯合發布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十大典型案例，歷經42判，歷時8年，媒體報道很多，影響很大，當事雙方投入了很多精力物力，侵權方也消耗了國家大量的司法資源。
　　民事訴訟法對于管轄的規定，是侵權行為地和結果發生地的法院管轄。侵權企業在不同城市侵權，那么只能到相應城市打官司，到處奔波，讓受害企業疲于應對。
　　其次，維權成本的高低還取決于各個地方的司法公正性。過去，不同地方會有一定程度的對當地企業的司法保護，這幾年在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大背景下，各方做了很多工作，有所改善。但是要完全破除人情，絕對一碗水端平還不太現實，這也是維權方面臨的問題。
　　維權方去很多地方打官司，人生地不熟、出差費、訴訟費、取證的難度，到法院判決的公正性，到執行，都面臨著很大的難度，很多維權的企業打了一回官司，就不想打第二回。這反映了我們的制度和司法環境還要花大力氣進一步優化，公正司法，還需要進一步改善，特別是在司法效率方面，由于維權和查封凍結的周期很長，甚至出現維權企業官司打完了，企業都早已經經營不下去了。
　　在這方面，我建議，從立法上完善國家補償性賠償性法律制度，優化民事、行政、刑事的銜接機制，提高審判效率，真正讓違法者付出高額成本，這樣才能保護知識產權，才能調動企業家、科研機構、科學家等對科技創新的信心。
　　賠償性條款滯后：既沒有達到補償也沒有達到懲罰
　　《中國企業報》：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因知識產權侵權造成的經濟損失巨大，受侵害方維權成本較大，但實際賠償金額卻往往較小，歷時8年之久的平安好醫生商標侵權案也只有300萬的賠償，在過去的法律實踐中，法院判決是否以賠償損失為主，而較少懲罰性賠款？近年來，我國司法改革和實踐在這方面有什么改變？在這方面您有什么建議？
　　李世亮：知識產權維權成本大，這樣的情況目前客觀存在。黨中央、國務院、各級人大都在下功夫解決，我們現在制定了很多立法，比如知識產權法等各個層面的法律，都比較完善了，但是現在我覺得主要問題在：
　　第一，維權周期長，比如專利糾紛，首先要通過行政程序，如果解決不了，就進入訴訟程序，通過一審二審。知識產權糾紛往往涉及到技術問題，是不是侵權要通過權威機構鑒定，時間成本非常長，司法人員一般情況下很難弄清楚技術層面的問題，必須要借助第三方鑒定環節，這會增加時間成本。
　　第二，現在搜集證據和舉證很難，有些技術要證明構成侵權，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和經濟成本，要委托專業的機構進行調查取證。
　　第三，目前法律制度中的賠償性條款滯后，既沒有達到補償，也沒有達到懲罰。在知識產權保護措施嚴厲的國家，如果構成侵權，懲罰性的賠償就讓侵權企業破產了，違法的成本很高，但我們這方面的法律制度還亟需完善，企業維權花了很多時間和經濟成本，結果賠償的金額遠遠不足以彌補維權成本，根本沒有補償性更談不到懲罰性。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四，根據我國刑法和相關的民事法律規定，有的侵權行為已經構成了犯罪，比如侵權涉及到商業秘密、專利商標，但在實踐中立案很難，因為公安機關案子多，人手不足，而且知識產權案子調查取證很難，公安機關很難界定。
　　第五，知識產權中有行政處罰手段，但這個手段面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周期也很長，因此行政機關在利用行政手段打擊知識產權違法行為的時候，非常謹慎，而且行政程序對當事人來說成本也很高，特別是時間成本。
　　因此我認為，目前制度上規定了對知識產權侵權者的懲罰，對受侵害者的保護，但是沒有有效激活，三項制度沒有有效銜接和優化，給維權人造成很大的困難。我們欣喜地看到，這幾年，國家層面已經非常重視知識產權的保護，我們各個地方都設立了知識產權保護法院，最高院剛剛舉行了新聞發布會，也設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保護廳，專門審理知識產權方面的案件，我覺得這些舉措對提高司法效率，完善立法制度，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