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需要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十四五”規劃對對外開放提出了新要求、新標準、新期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越發展,就越開放。”“十四五”規劃對對外開放提出了新要求、新標準、新期盼,為我們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第一,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托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第二,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一般來說,大國外貿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30%之間。我們國家之前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0%以上,2020年下降至30%多。第三,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貿易創新發展。第四,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以市場為導向,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第五,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參與多雙邊區域貿易合作。
要以高水平的開放來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權。第一,扎實推進高水平開放,全面落實開放新舉措。第二,努力改善同歐盟的經貿關系,繼續鞏固同東盟的貿易合作。第三,要積極考慮加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來適應國際高標準的開放要求。第四,要以規則和制度型開放為主,加快推進國內重點領域的改革。高水平的開放,不僅是對外開放,更主要是在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加強對內開放,防止國內市場出現割裂現象。第五,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推動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關鍵是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里要處理好四大循環鏈:一是供應端循環;二是需求端循環;三是產業鏈循環;四是近鄰循環。比如,我們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該協定的簽署標志著當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
逐步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首先,要推動服務業的有序開放,制定跨境服務貿易的負面清單;其次,要推動海關特殊監管區與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融合發展;最后,順暢近鄰循環,加快推進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進程,同時推動RCEP自貿區成為新的更加開放的經濟區,推動中歐投資協定的落實,積極考慮加入CPTPP。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一方面,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積極發展全球伙伴關系,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深化同周邊國家的關系。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是中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最重要的關系之一。中國和歐盟不一樣,歐盟是深度一體化。中國周邊有14個沿線國家,及6個隔海相望的國家。中國和周邊國家處于發展的不同階段,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訴求、對自己國家發展的訴求不一樣,自然合作方式也不一樣,這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要堅持多邊主義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要積極參與重大傳染病防控的國際合作,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同時我們也要深化對外援助體制機制改革,讓中國的援助和受援國之間的發展形成和諧共振、相互激勵。要優化對外援助的布局,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加強醫療衛生、科技教育、綠色發展、減貧、人力資源開發、緊急人道主義救援等領域的對外開放與援助。同時我們也要積極為推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貢獻中國力量。
另一方面,制度型開放是實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三個建設方向,體現了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內在邏輯。其中,“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基礎,也是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改革和完善的內在要求。只有把“引進來”和“走出去”建立在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基礎上,不斷加強各國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的協同與整合,才能減少交往過程中的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只有各國來自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收益最大化,才能更好實現互利互贏目標。
邁向數字文明新時代
引領全球化3.0時代。中國擁有五千多年連續的文明史。那么在新的知識經濟時代到來之際,中國要積極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中國話語、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以及中國方案。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來引領全球化3.0時代或者叫數字文明新時代。全球化1.0時代,主要是從1848年到1919年,主要載體是商品,主體是國家,技術是無線電,面對的挑戰是關稅。全球化2.0時代,從1919年到2008年,主要載體是資本,主體是公司,技術是互聯網,最大挑戰是各個國家的監管。全球化3.0時代從2020年開始,主要載體是數據,主體是個人,技術是區塊鏈,最大挑戰是隱私。比如,近期某企業APP被下架,就在于其數據儲存出現重大爭議,存在隱私泄露的情況。隱私不僅包括個人和企業的隱私,更重要的是包括國家的隱私。
升級版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兩大著力點:一是要為聚集全球高級要素而開放,要有面向國際、整合全球資源的新視野,要跟蹤未來的目標企業、建設具有引領性的世界一流本土企業,參與新一輪國際經濟循環與競爭。二是要為企業“走出去”而開放。“走出去”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不光要推動生產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同時還要鼓勵金融、法律、會計、服務機構等一起“走出去”,打造集信息服務、金融服務、貿易服務、風險防控以及法務服務、商務服務等為一體的“走出去”服務保障體系,為生產企業“走出去”提供全方位保障。
共同建設開放合作、開放創新、開放共享的世界經濟。中國已經開始逐步重視發揮好創新驅動發展的作用。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處在實現重大突破的歷史關口。各國應該加強創新合作,推動科技同經濟深度融合,加強創新成果共享,努力打破制約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流動的壁壘,支持企業自主開展技術交流合作,讓創新源泉充分涌流。為了更好運用知識的創造以造福人類,我們應該共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而不是進行知識封鎖,制造甚至擴大科技鴻溝。
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
葡萄牙前外交歐洲事務部部長布魯諾·瑪薩艾斯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歐亞時代已經來臨,近代以來形成的歐洲與亞洲的分離狀態將結束,各種不同的政治秩序將壓縮在一個空間中,不得不共存。恩格斯指出:“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現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舊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
開放是一個很大的理念,其中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基本立足點是要共商、共建、共享,同時也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通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漸形成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并最終形成命運共同體。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國愿同世界各國分享發展經驗,但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不會輸出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更不會強加于人。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復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不會形成破壞穩定的小集團,而將建設和諧共存的大家庭。”
全球高水平對外開放,一定是制度型開放。制度型開放的最高層面就是要構建善治的全球治理體系。怎么構建善治的全球治理體系呢?我認為經濟治理體系尤為重要。馬克思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要把經濟基礎打好。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一個由理念、規則和機構共同構成的復雜的國際體系,為世界經濟全球化提供制度性保證。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商事仲裁規則的建立。另外,我們也要進一步研究全球性的政府財政治理準則。
從理念層面看,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的自由貿易理念正在受到公平貿易理念的挑戰。從規則層面看,新的貿易規則從以往的邊境措施向邊境后措施深度拓展。從治理平臺看,多邊貿易談判停滯不前,多哈回合談判遲遲未果,但區域一體化組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成為制定國際經貿規則的新平臺。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也被提上議事日程。通過多邊改革,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將會成為全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對外開放是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選擇。我們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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