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脹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過去一年，全球通貨膨脹率從不足2%上升到超過6%，創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美國通脹更是創40年來新高。通脹涉及全球90%的經濟體，包括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以及大多數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本期邀請專家圍繞相關問題進行研討。

　　主持人 本報理論部主任、研究員 徐向梅

　　通脹升溫透視出發達經濟體背后因素

　　主持人：請簡述本輪全球通脹情況并分析形成原因。

　　湯鐸鐸（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2022年，全球通脹形勢陡然升溫。截至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大于10%的經濟體超過40個，大于5%的經濟體超過80個。其中，5月份黎巴嫩和委內瑞拉的CPI同比漲幅分別高達211%和167%，土耳其為61%，阿根廷為45%，都處在高位。從主要發達經濟體看，6月份美國CPI同比上漲9.1%，歐元區為8.6%，日本為2.4%。我國6月份CPI同比上漲2.5%，處在比較穩定的狀態。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全球目前CPI低于3%的經濟體不足20個。

　　全球通脹升溫引起各方普遍擔憂。6月21日，德意志銀行首席執行官克里斯蒂安·索英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采訪時指出，通貨膨脹是其最擔心的問題，是全球經濟的最大毒藥。6月24日，在美國2022年第四條款磋商新聞發布會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表示，應對通貨膨脹是美國政府目前首要任務，避免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道路是狹窄的。6月21日，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在社交媒體發聲，認為在不造成經濟疲軟的情況下，美聯儲沒有任何辦法對抗通貨膨脹，從長期來看，美聯儲很可能會走一條中間路線，采取“滯脹”的方式。

　　很多研究從供需兩方面出發，指出本輪通脹的直接原因：一是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沖突等導致的供應鏈危機，使全球經濟供給側出現短缺；二是主要經濟體的量化寬松和財政救助政策，使全球經濟的需求側出現膨脹。

　　然而，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當前通脹，要從更長時段進行分析，也要注意發達經濟體政策背后的真正意圖。

　　首先，當前發達經濟體的高通脹，是前期其政府為應對“高低不平”經濟困局而作出主動政策調整的結果。二戰以后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存在一個70年左右的杠桿—利率周期。周期頂部的主要特征是高杠桿、低利率和不平等，可稱之為“高低不平”的經濟困局。上輪周期的頂點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其平穩過渡得益于戰后繁榮和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30多年里政府完成了去杠桿，利率也飆升到高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時獲得巨大空間，貧富分化也大為緩和。從里根—撒切爾時期開始的30多年里，寬松的貨幣政策一步步壓低利率，寬松的財政政策使政府負債累累，在宏觀經濟政策空間消耗殆盡之際，貧富差距也再次拉大，從而又一次進入“高低不平”的困局。

　　當前無論是供給側的供應鏈危機，還是需求側膨脹，很大程度上都是發達經濟體實施財政政策主導和財政赤字貨幣化的宏觀政策，以及改變貿易和投資政策，強行擴展政策空間的結果。高通脹意味著新一輪調整已開啟，通脹和利率只是指示器，真正重要的調整是政府債務能不能消減，貧富差距能不能彌合，這些調整都需要付出時間和成本。

　　其次，溫和通脹是化解當前經濟困局的有效手段，發達經濟體政策當局實際上一直在誘導甚至放任通脹的出現和惡化。在2021年美國通脹初露端倪之際，美聯儲主席杰羅姆·鮑威爾屢次表示通脹是暫時的，不足為慮，在通脹持續惡化后不得不收回這一說法，被認為缺乏經濟判斷力。通脹形勢惡化后，杰羅姆·鮑威爾與各方溝通時屢次出現觀點的轉向和模糊，被認為左右搖擺、不夠堅定。各方普遍認為，就目前的通脹形勢而論，美聯儲無疑行動過慢，要對通脹的升溫和惡化負責，美聯儲也一直被指責“落后于形勢”。近期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也主動認錯，承認自己此前對通脹形勢判斷有誤。

　　美聯儲主席和美財長的表現，與陡然升溫的全球通脹相映成趣，也體現出當前通脹背后的復雜成因。從實際結果看，在通脹尚未形成和初露苗頭的時候，主要發達經濟體誘導甚至縱容通脹。而在通脹已經比較嚴重的時候，主要發達經濟體則表現出非常高的忍耐力，遲遲不開啟緊縮進程。直到近幾個月，主要央行才先后表現出抑制通脹的姿態。正如美聯儲在其2022年6月份《貨幣政策報告》中透露的：“通脹預期的上升對日本和歐元區等近幾十年來通脹持續低于目標的經濟體來說可能是一種可喜的發展。”其實，同樣的評論也完全適合美國，可以解釋美國當局面對通脹時的反常行為。

　　揆諸歷史，本輪始于美國的全球通貨膨脹，為40多年來所僅見。主要發達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出現明顯通脹，勢必引發其宏觀經濟政策的一系列調整，而這又會對全球經濟造成較大影響，值得密切關注。

　　美日歐貨幣政策分化加劇局勢復雜性

　　主持人：全球通脹壓力加劇，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立場如何，采取了哪些應對策略？

　　張茉楠（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美歐研究部副部長）：全球遭遇高通貨膨脹，主要央行迅速加息，范圍之大創下20年未見。在過去3個月里，全球央行近70次上調關鍵利率水平，創歷年之最。然而，囿于不同的通脹形勢與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等因素，美日歐三大央行政策調整的節奏與力度出現顯著分化，恐將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金融局勢的復雜性和不可預知性風險。

　　當前，通脹成為美國經濟的頭號大敵，美國通脹的頑固性也遠超預期。2021年2月份，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撰文警告，美國大規模財政貨幣刺激政策可能引發“一代人未曾見過的通脹壓力”，美國需快速調整財政和貨幣政策以應對通脹風險。然而，拜登政府和美聯儲屢次用“通脹暫時論”淡化風險。事實證明“通脹暫時論”是嚴重的誤判。美國通脹已經連續13個月超過5%，連續4個月超過8%，而6月份更是飆升至9.1%，創下40多年來新高。為遏制通脹飆升，美聯儲作出歷史性決定，宣布加息75個基點，為28年來最大幅度，并強調將持續行動，加息到超過中性利率水平，直到通脹明顯下降為止，但其政策調整已遠遠落后于通脹形勢。

　　在通脹壓力下，全球掀起一輪加息潮。英國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士央行、韓國央行等陸續跟隨美聯儲加息腳步，采取激進的緊縮政策。6月16日，英國央行加息25個基點，將政策利率提高至1.25%，這是2009年1月份英國經濟受到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以來的最高水平。7月13日，韓國央行宣布加息5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從1.75%上調至2.25%，這是韓國歷史上首次一次性加息50個基點。同日，新西蘭央行宣布加息50個基點，這是該行今年以來連續第三次加息50個基點。瑞士央行也加入全球貨幣緊縮政策的行列，15年來首次提高政策利率。加拿大央行更是一次性大幅加息10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上調至2.5%，高于市場預期75個基點。

　　然而，并非所有發達經濟體在貨幣政策調整上都緊跟美聯儲節奏，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在貨幣政策立場上就與之出現明顯差異。當前，歐洲通脹形勢空前嚴峻，6月份歐元區19個國家的通脹率飆升至8.6%，這也是自1999年引入共同貨幣作為記賬貨幣以來，歐元區錄得的通貨膨脹率最高水平。時隔數月，歐洲央行才啟動加息進程，宣布加息50個基點，結束了8年負利率時代，但同時還公布了一項購買歐洲最脆弱經濟體債務的新計劃，以尋求在應對通脹急升和經濟增長放緩雙重威脅的同時保護歐元區貨幣聯盟。

　　事實上，此前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在歐洲央行官網發表題為《歐元區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文章，明確表示歐洲央行將在今年7月份舉行的貨幣政策會議上決定加息節奏，并可能在9月底之前退出負利率，結束資產凈購買計劃，這是歐洲央行首次對外發出明確的加息信號。不過，歐洲當前所處的政治經濟困境決定了歐洲央行恐難“激進”加息。一方面，能源依賴是歐洲的致命弱點。由于能源價格上漲導致的高昂進口價格，德國出現自1991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加息抗通脹勢在必行。另一方面，為規避經濟下行風險，歐洲央行無意過快加息。

　　受制于俄烏沖突帶來的能源危機加大經濟衰退風險，以及歐洲央行與美聯儲貨幣政策差異，美歐利差持續擴大，這也導致今年以來，作為歐洲統一貨幣的歐元兌美元匯率跌幅超過8%，甚至歷史性地跌至與美元平價。而一旦俄羅斯切斷天然氣供應，歐洲陷入嚴重的衰退幾乎“板上釘釘”，歐元匯率將繼續下跌，這將成為歐洲央行貨幣政策下一步轉向的風向標。

　　日本央行則逆勢堅定維持寬松立場。在全球央行紛紛收緊貨幣政策之際，日本央行仍繼續將短期利率維持在-0.1%的水平，并通過購買長期國債，使長期利率維持在零左右，捍衛其收益率曲線控制（YCC）政策。作為刺激措施的一部分，日本央行表示將于每個工作日在0.25%的收益率水平購買10年期日本國債，預計短期和長期政策利率將保持在“當前或更低”水平，誓將寬松進行到底。截至6月底，日本央行持有的長期日本國債達到創歷史紀錄的528.23萬億日元，約占長期日本國債總市值的50%左右。

　　從日本央行逆勢操作背后的政策動因看，與美歐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相比，日本“滯”的成分要大于“脹”，且更多屬于能源價格飆升引發的輸入型通脹。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認為，為了2%的價格穩定目標，維持當前強有力的貨幣寬松政策是必要的，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創造一個使企業盈利、就業和工資增長、潛在通脹溫和上升的良性循環。

　　然而，這可能又是一場誤判。隨著全球通脹壓力的傳導疊加日本國內寬松政策，日本5月份CPI同比上升2.5%，超過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水平。PPI（生產者物價指數）躍升至20年來高點，并且同比漲幅突破9%。未來，隨著通脹形勢惡化，日本央行可能不得不“踩剎車”，屆時空前膨脹的央行資產負債表、大幅貶值的日元，以及YCC政策目標瓦解下的日本國債市場恐將出現劇烈震蕩，給日本和全球經濟帶來新的不可預知的風險。

　　通脹持續加大世界經濟衰退風險

　　主持人：未來全球通脹發展趨勢如何？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趙碩剛（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主任）：“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這一輪全球經濟“高燒”起病急，來勢猛，雖然當前各國為應對高通脹投下了多劑“猛藥”，但療效如何還有待觀察，至少在下半年，世界經濟仍可能處于高燒不退的狀態。

　　首先，發達國家工資—物價螺旋上升，“脹”的自我強化機制已然形成。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的工資—物價螺旋上升是西方國家通脹率持續居高不下的元兇，目前美英失業率處于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低位，歐元區失業率也創出其成立以來的新低，“用工荒”將迫使企業漲薪招人，今年以來，美國非農企業工人時薪連續5個月同比漲幅超5%，英國平均周薪漲幅也基本在5%，3月最高近10%，工資—物價螺旋上升將使通脹更為持久和頑固。

　　其次，供給端調整短期內難以結束，延長了“脹”的時間。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疫情反復將繼續威脅全球供應鏈穩定。同時，疫情后各國持續推動供應鏈“本土化”“多元化”，產業鏈調整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濫、地緣政治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將長期持續，從而降低全球生產體系效率，增加全球供應鏈成本和不穩定性。

　　再次，全球能源轉型正值陣痛期，加大治理“脹”的難度。一方面傳統能源產能由于前期投資不足而提升有限，另一方面綠色能源供給波動較大，俄烏沖突進一步加劇新舊能源接續過程中的供需矛盾。近年來能源轉型方面較激進的歐洲，在去年便遭遇能源危機，至今危機仍未解除。6月初到7月初，歐洲天然氣價格上漲1倍，突破每立方千米1900美元。為達到冬季天然氣儲備目標，歐洲天然氣價格未來仍將高位運行。

　　最后，地緣政治、極端天氣等仍是影響“脹”的重要不確定性因素。俄羅斯和烏克蘭均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國，俄烏沖突仍在持續使未來局勢發展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如果美歐制裁使俄羅斯實施報復性減產，全球油價可能會進一步飆升。同時，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未來暴雨、洪水、干旱、極寒等極端天氣對全球糧食和原材料生產造成的不利影響可能日益顯現，將造成相關商品價格波動加劇，成為全球通貨膨脹上升的重要推手。

　　通脹高燒不退將促使高通脹經濟體央行采取更激進的措施，世界經濟將進一步減速乃至面臨陷入衰退的風險。

　　2022年，世界經濟增長遭遇逆風，美國、日本經濟一季度出現負增長。5月份以來，世界銀行、聯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機構接連下調今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如IMF在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將2022年世界經濟增長預期下調至3.2%，較4月份時預測低0.4個百分點，這已是該組織年內連續第三次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期。面對全球通脹壓力，多數發達經濟體央行已將應對通脹作為頭等大事，下半年美聯儲將繼續收緊貨幣政策，7月份加息75個基點；7月份歐洲央行宣布11年來首次加息，將三大關鍵利率上調50個基點，超出市場此前預期的25個基點。全球央行政策“急轉彎”導致的金融環境驟然收緊會加大世界經濟“硬著陸”風險。

　　同時，高通脹持續不退還將加重全球低收入人群生活負擔，加大不同人群收入分配差距，進而可能造成部分國家社會動蕩，引發社會和經濟危機。世界銀行近期估算稱，全球食品價格每上升1%，就將有近1000萬人陷入每天生活費不到1.9美元的“極端貧困”中。2022年全球極端貧困人群預計將達到6.56億至6.76億人。今年以來，南亞國家斯里蘭卡在國際能源和糧食價格上漲沖擊下陷入經濟危機，引發社會騷亂和政局動蕩，該國6月份CPI同比上漲54.6%，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和貨幣貶值的情況下，未來該國CPI可能突破60%。隨著全球高通脹持續，不排除有更多國家陷入經濟危機或社會動蕩的可能。

　　我國有條件實現全年物價調控目標

　　主持人：面對輸入型通脹，我國面臨哪些風險挑戰以及如何應對？

　　郭麗巖（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綜合形勢研究室主任）：在全球高通脹背景下，我國居民消費物價一直在合理區間小幅波動。2021年全年CPI同比漲幅僅為0.9%，2022年上半年CPI月均同比漲幅為1.7%，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漲幅為1%，比美國的核心CPI低5個百分點。尤其是PPI已經連續8個月呈現逐月回落走勢，6月份已回落至6.1%。PPI與CPI月度同比變化的“剪刀差”已收窄至3.6個百分點，上下游價格運行協調性明顯增強。

　　物價穩則民生穩，這是穩住國內經濟基本盤的重要支撐。我國穩物價取得的成效來之不易，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我國始終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科學把握政策力度和節奏，堅決不搞“大水漫灌”的強刺激，為穩定物價總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二是我國努力實現疫情要防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多重目標動態平衡，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有力維護了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隨著重點區域產業鏈復工達產加快，目前國內供求匹配關系總體較為穩定。三是我國一直從“產購儲加銷”等多環節強化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價長效聯動機制建設，處理好常態化建規立制與強化應急處突能力提升的關系。為更好應對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等風險，加強市場價格監測預警，密切跟蹤重要農副產品生產、市場價格變化，及時掌握洪水臺風等不利天氣和疫情影響，加強研判預警。努力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供應調度，必要時精準投放儲備進行調節。充分發揮各地平價商店作用，確保重要民生商品市場不脫銷不斷供。同時，及時發布重要民生商品生產、市場價格信息，積極回應群眾關切，有效引導和穩定市場預期。四是針對不同大宗商品市場結構以及造成市場大幅波動的關鍵因素對癥下藥，綜合采取供需雙向調節、加強市場期貨現貨聯動監管、做好預期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壓實各部門各地方和企業保供穩價責任，確保居民用能和主要行業運行安全。我國產業體系韌性足、產業鏈條長，國內市場潛力大、競爭激烈，雖然部分原材料價格仍然在高位運行，但是上游原材料向下游傳導的影響在逐步衰減，終端消費品價格變化相對有限。

　　展望下半年，我國商品和服務市場供應總體充裕，特別是夏糧豐收為全年糧食穩產提供了堅實支撐，糧價穩百價穩，CPI有望繼續在合理區間運行。我國雖然面臨部分商品價格結構性上漲壓力，但是并沒有出現全面通脹的基礎，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外的核心CPI仍在歷史低位運行。近期生豬價格波動較大，但當前產能總體合理充裕，豬肉價格不具備持續大幅上漲基礎。出行、旅游、餐飲等服務消費逐步回升，但供需暢通、用工比較平穩，服務消費價格保持相對平穩。綜合來看，我們有基礎有條件努力實現全年物價調控的目標。近期國際主要大宗商品價格的走勢出現明顯分化，對我國的輸入性影響有所減弱，同時國內保供穩價效果持續顯現，加之下半年翹尾因素比上半年明顯縮小，預計PPI將延續回落走勢。

　　從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看，疫情暴發以來，全球大宗商品產業鏈供應鏈反復受到沖擊，疊加俄烏沖突等地緣政治事件持續發酵，國外能源和糧食價格大幅上漲并在高位震蕩，客觀上給我國帶來一定輸入型通脹壓力，而且這種壓力可能階段性加劇。同時，由于通脹高燒不退，美歐等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已經開始轉向，并加快收緊節奏和力度，全球流動性環境發生逆轉，給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帶來不確定性，也將對我國物價運行產生間接影響。這些都是我國在保供穩價方面仍然需要密切關注的因素。

　　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在復雜局面下，從容應對外部不確定性沖擊，壓實各部門各地方主體責任，全力保障重要民生商品和基礎能源供應充足及價格基本穩定。在此基礎上，努力保障國內物價平穩運行，牢牢把握經濟發展的主動權，增強市場主體與消費者信心，為宏觀經濟平穩運行營造良好物價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