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谷趨勢| 傅斯特
中等城市之痛
今年三四月,淄博火出了圈。
你可曾想過,淄博找到破局方法成了“優等生”的背后,中國還有上百個和它差不多規模的中等城市仍然陷于深深的發展焦慮?
這些城市往往存在感低,相似度很大,有不少過去曾是或者現在依舊是資源型城市。
在大城市的“虹吸效應”下,中等城市的發展就成了個未知數,加大宣傳,通過旅游帶動營商環境就成了為數不多的發展選擇。其實,很多中等城市爭奪馬拉松賽事舉辦地就是一個縮影。
中等城市想突圍,都在竭盡全力。
這些城市的人口數量也大多卡在百萬上下。
在中國,百萬人口的城市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分水嶺、經濟發展水平的分水嶺,甚至是文明程度的分水嶺。
美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只有11座,西歐人口超百萬的城市約20個,這些城市往往是積千年歷史積淀再加上兩次工業革命的洗禮,才擁有了今天脫胎換骨般的樣貌。
相對而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進入現代文明的時間短,只能是把資源優先傾斜到少數城市,其表現是人口往往在500萬以上,政治經濟地位獨特。如果長此以往,就會使得大城市與其他城市差距日漸拉大。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截至2022年底,中國大陸共有685個城市,其中城區人口50萬-300萬的城市為206個,和一線、二線相比,它們才真正代表了中國城市的發展水平和治理水平。
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在如此短的歷史周期內完成過讓這么多“大城市”大體同步實現現代化,實現善治的偉業。
但中國或許有機會做到。當下,包括京東、騰訊、阿里等在中國諸多城市進行著智慧城市的實踐,希望用遠超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先進技術讓城市發展實現“直道超車”,以數字政府驅動數字經濟發展。
其中,京東云在人口百萬級城市的實踐尤其值得關注。
新型工業城市數字樣板,突圍新試驗
江西新余,是一個市域人口超過100萬,城區人口68萬的典型中等城市。
所謂典型的意思,就是在省內存在感遠不如省會城市,各方面的條件自然也多有不如。一般不太容易得到讓城市徹底升級改造的機遇,往往主要依靠自我造血能力,讓城市不斷發展。
城市的進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沒有意外,這一類城市別說和一線、二線競爭,就是和財政充盈的同等級城市相比,都會有明顯差距。
但今天的新余,讓很多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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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余市公安局3樓的“城市大腦”指揮部——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調度中心,一塊寬8米高4米的巨型顯示屏嵌在墻上,屏上顯示著7*24小時“城市大腦”運行狀況。
如果點開其中一個模塊“綜治一張圖”,里面會動態顯示當天“社會治理要素”、“智慧社區”、“弱勢群體幫扶”等實時數據,如當日志愿者人數、當日民生事件發生數、當日預警事件數目等。
令人驚嘆的是,新余的城市“慧眼”不只是現場直播,還能識事,結合利用城區21個高空鷹眼和兩萬余路面攝像頭,“城市大腦”會對“慧眼”所見第一時間分析處理,將事件分撥給事發地對應的相關部門處置。如遇到疑難問題,還會推送至“領導駕駛艙”,由相關市分管領導進行批示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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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在的數據,賦予新余超強的感知能力,使其走出城市數字治理的“先手棋”,打造新型工業城市的“數字樣板”,新余蹄疾步穩。
這背后離不開強大的數字底座,以及京東云用數據共享與視覺AI技術為新余打造的智慧“五官”。京東云通過50多種、750路創新研發的城市算法,解決城市日常治理中人力不足,人眼判斷困難的問題。
超限超載號稱“公路殺手”,一直是交通管理中的老大難問題。尤其是對新余這樣的新型工業城市,保障交通運輸的暢通,意義重大。
相信你一定見過有些超重車輛,為了躲避檢測,故意摘取號牌或者遮擋號牌。
但是新余的“城市大腦”通過京東云的視頻感知和視頻數據分析技術,對車頭、車身和車尾照片及現場視頻進行采集和算法識別,可以還原超載車輛信息,智能識別違法車輛,相關部門線上執法,讓“蒙臉”車無處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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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城市大腦”目前共接入了8個治超卡口檢測數據,全方位提供近30天卡口檢測效率、超載重量排名等數據,公路治超部門可以根據卡扣時間分布規律對卡口采取針對性治理措施。
人享其行,物暢其流的設想在京東云的支持下正在實現。
城市知識體系,貫萬物之一言
《管子·戒》有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如果以此定義,那么過去的智慧城市建設探索是“問道”,但并不“知道”,“城市大腦”沒那么聰明,甚至還會讓城市的管理者因為信息冗余不勝其擾。
這也對應城市數字建設在新時期,面臨的兩大痛點。
一是定制化成本高,過去以業務為驅動的定制化開發,一旦業務需求發生變化就要改系統,導致政務軟件很難標準化;
二是數據不標準,導致數據要按照新業務需求做大量數據治理工作,牽扯大量人力物力。
例如,“城市大腦”的頭等煩惱就是大腦太多。
一個城市有交通大腦、醫療大腦、治安大腦等等,甚至針對某個部門某個業務單位的某一項業務還得重新建一個大腦,業務發展了更新了又得“換大腦”。每個大腦又有其獨立的數據庫,各個大腦數據和信息互不相通。
這就造成一個系統性挑戰——從0到1地“造腦”繁雜且周期長,建成后的智慧城市并不夠智慧,還常常“腦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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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腦太多的“城市大腦”必然談不上智慧。避免形成孤島,需要通過更高一層的大腦框架來拉動數據聯動、需求聯動、人員聯動。
比如某個社區要做社區人員管理,那就需要找個公司來開發,得先分析需求,再調研評審甚至招投標,耗費大量資金后,往往一兩個月后才能投入使用,這建成的還只是個孤立針對某項業務的大腦。
但新余的城市大腦,面對跨部門的數據業務需求,只需要“大腦指揮中心”的工作人員用拖拉拽的方式采集信息,就能出現需要的圖表,點進去就能完成業務服務,并且全程0代碼。
完成這樣飛躍的關鍵一步就是建立城市知識體系。它能夠解決上面兩大痛點:
一個是讓系統本身變得標準化,應對不同城市業務;
二是讓數據天然的變成標準化,不需要再做數據治理。
京東集團副總裁、IEEE Fellow鄭宇博士也是城市計算領域的奠基人物,他認為:
智能城市的建設已經從過往的以業務為中心進入了以數據為中心的階段。隨著數據的不斷積累以及智能算法的發展,智能城市的應用也開始從“簡單直接地使用數據”向“挖掘數據蘊含的知識”來解決問題演進。
例如,從簡單的居民查詢個人的社保和公積金繳納情況,向利用這些數據來分析計算居民的社會信用演進;從簡單的企業在線繳納水費和電費,到利用這些水電數據來分析企業的經營狀況,甚至判斷行業的發展態勢。
這些都是在用數據中蘊含的知識(而非數據本身)來分析和解決問題。
過去的智慧城市建設對業務理解和抽象不夠導致不得不建立多個大腦。京東云把城市中的實體抽象成“人、地、事、物、組織”5大類。京東云城市知識體系將城市業務解構,通過數據和系統的標準化,表達和滿足不同業務的定制化需求。
城市知識體系如同“貫萬物”的“一言”,有了它才真正到達“知道”的層面。
數據流通的鑰匙
有了城市知識體系,是不是意味著“智慧大腦”可復制?
答案是可以。
除了新余,京東云技術支持的城市治理一網統管能力已經在北京、上海、雄安、蘇州、無錫、南通、蕪湖、大同、鶴壁等數座城市得到印證。
城市知識體系解決了智能城市建設數據標準的缺位問題,有了標準才有數據流通的鑰匙,“數據孤島”、甚至“知識孤島”的困局將被徹底打破。
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牽頭編制的《依托智慧服務共創新型智慧城市——2022智慧城市白皮書》明確指出:
數據繁冗和數據孤島成為智慧城市建設所需要面對的問題,需要從共建共享層面,從技術標準和體制機制等方面實現數據互通。
IDC發布的《中國數字政府數據治理市場份額(2022)》研究報告也指出,當前政務數據資源存在底數不清,數據目錄不完整不規范,數據來源不一等問題正構成一大挑戰。
而京東云的城市知識體系正是對癥下藥,不同城市、不同政府部門,甚至不同企業,在數據互通時不再效率低下。
因為城市知識體系提煉了業務的共性,把數據沉淀為知識,讓所有數據的使用變得規范與標準,數據才真正得以流通,一網共享與統管真正得以實現。
千城千面,城市的人口、地形、經濟、文化等千差萬別,復制能否實現定制化?
答案依然是可以。
城市業務繁冗復雜,京東云把所有的業務進行了解構,發現了一些共通性的“元素”,也就是五大實體和它們之間關系。假如一個業務有需求,就用這些“元素”進行組合來表達這一業務。“元素”永遠是標準的,但通過調整“配比”,能配置出來的業務則是定制的。
城市知識體系的好處不僅在于搭建上,后續需要業務調整更新,只需要調整在原來基礎上加減“元素”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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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沒有知識體系,業務發展變化時,就不得不根據新要求做大量的數據治理工作,而數據治理又牽扯到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大腦則一直卡殼在“更新中……”,也就是陷于沒完沒了的數據治理中。
過往的項目歷程、方案、設計、報告等都屬于碎片化的經驗,在日后新的場景中被再次直接重復使用的概率很小。而知識體系中的內容源于大量案例、經驗和文獻的抽象和提煉,不僅具有很強的泛化能力,而且具有更強的實用價值。
城市知識體系的出現,給過去無邊無盡的數據治理徹底畫上了句號。
未來城,角力新基建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災害,在北大讀化學系的葉永烈啃了發黃的窩窩頭填飽肚子后,繼續回到宿舍在發黃的方格稿紙上寫著他的小說,紙上呈現的世界與當時格格不入。
由于歷史原因,1978年,他的手稿才得以出版,竟然狂銷300萬冊,成了超級暢銷書,書名叫《小靈通漫游未來》。
書中呈現的城市是“未來市”,那里出現的自動駕駛的“飄行車”、人造食物、環幕立體電影、家用機器人等在今天已經成了現實,一個更好的“未來市”正在建設。
而這條建設征途上,科幻小說的炫酷實打實地變成現實黑科技早已不再讓我們驚喜,人們更關注的是高效便捷等匯聚的城市幸福感。因為人們已經領悟——
幸福并不在于“看得見的地方”,而更重要于“看不見的地方”,背后的支撐必然是“新基建”的集大成者——智能的城市大腦。
眾多城市,正在“看不見的地方”發力進行新一輪角逐,這輪角逐比拼的不再是高樓瓊宇,而是對“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諾言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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