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推動可持續發展 任務帶動高水平學科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就要求我們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創新驅動發展贏得戰略主動。 在科技自立自強的征途中，基礎研究的科學原創探索、技術科學的原理辯證分析和工程項目的綜合應用集成，是構成科學、技術、工程三者循環演進、互相激蕩的科 技活動三部曲。這也是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部署的主要任務——“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快 實施一批具有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

　　堅持教育優 先發展、科技自立自強、人才引領驅動，是落實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部署的內在要求。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的深度融合，需要進一步深化政策統 籌、目標引領、問題導向等三個方面的認識：高水平的科技規劃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政策基礎；高科技的產品任務是倒逼創新并造就人才的有效驅動方式；工程 問題的科學化是突破創新瓶頸的關鍵節點。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1956年制定并開始實施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 案）》（以下簡稱“12年科技規劃”）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全國科學技術規劃，影響深遠、作用巨大、示范性極強。簡要回顧其政治定位、組織方式和實施路 徑，特別是基礎研究、技術科學與現代化建設的體制安排，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和工業部門的機制流程，其成功經驗對于更好地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 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仍具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我國首次科技規劃實踐中舉國體制的政治領導和組織方式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新中國成立后即確立了“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人民科學工作”的發展科學技術事業的基本方針。1950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 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頒布的《關于中國科學院基本任務的指示》明確要求重視科學研究計劃性。1952年9月，中國進入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形成階段，國民經 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有計劃的科研提上日程。1953年2月，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蘇聯了解和學習蘇聯如何組織領導科學研究工作。1954年我國進 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后，國家計劃委員會組織各部門制定“國民經濟十五年計劃（1953—1967年）”，中科院在1954年5月開始參與國民經濟十五年計 劃的制定工作，開啟了規劃科學技術的先聲。1955年1月，中科院蘇聯顧問建議中方組織規劃全國科研工作，編制科學發展遠景規劃，以解決國民經濟發展規劃 或計劃中提出的最重要問題。中科院隨即向國務院報告，建議由國家計委、中科院、高等教育部和其他有關部門組成“全國科學研究工作規劃委員會”。黨中央和毛 澤東主席高度重視科學規劃工作。中共中央1954年3月明確“國家計劃委員會應負責審查科學院、生產部門及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的計劃，以便解決科學研究和 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問題以及各方面在科學研究工作中分工與配合的問題”，并對中科院、高等學校、各生產部門所屬研究機構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分工做過大體的規 定。1955年9月中國科學院院務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的《關于制訂中國科學院十五年發展遠景計劃的指示》指出，該規劃是全國科學發展的重要措施，是規劃全國 科學事業的主要組成部分。

　　周恩來總理在1956年1月14日的中央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作報告，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吹響 了“12年科技規劃”的號角，強調“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要求國家計委牽頭在3個月內制定。由于我國傳統上自然科 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的體制分野，“12年科技規劃”和《1956—1967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草案（初稿）》兩者各自規劃。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1月25日 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 平”。1956年1月28日，郭沫若在政務院第204次政務會議上又提出由國家計劃委員會負責綜合審查科學研究計劃的建議并獲批準。1956年1月31 日，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領導下，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科技發展遠景規劃。1956年2月，中央政治局批準由中科院和各部委負責人組成的科學規劃10人 小組改組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這樣，科學院、科聯（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科普（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中 央宣傳部科學處，“五科并舉”，形成了“向科學進軍”的大好局面以及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發展模式相適應的科研體制。科聯和科普后來合并成為中國科協，此乃 題外話。

　　由于政治站位高、組織能力強、戰略思路明確，“12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反映了周恩來總理提出的發展目標，“使十二年后，我國 這些門類的科學和技術水平，可以接近蘇聯和其它世界大國。”1956年3月，科學規劃委員會開始召集各門類科技專家和所有學部委員，討論制定規劃。專家規 模最多時候達到六七百名，還包括蘇聯政府指派的18位科學家。

　　二、科技規劃中以任務帶學科的機制創新和歷史經驗

　 　“12年科技規劃”制定之初，就面臨一個發展思路之爭，是按照任務進行規劃，還是按照學科進行規劃。所謂“任務”，就是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提出并亟需 解決的科技任務，帶有濃厚的技術科學和實用色彩。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擔心由此會弱化基礎科學的理論研究。綜合性高校和基礎性科研機構偏向學科規劃，而專 門性工業部委院校和行業科研機構偏向任務規劃。為此，周恩來總理指示增加一項按照學科規劃的“現代自然科學中若干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以解決重大學科問 題，認為“如果我們不及時地加強對于長遠需要和理論工作的注意，我們就要犯很大的錯誤，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 和革新”。這就確定了“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作為主要的原則，任務帶不動的就以學科規劃來補充。這些遠見卓識體現了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反映了科研活動中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辯證邏輯。確定了“以任務帶學科”的原則之后，規劃成員根據國民經濟長期計劃草案及各部門擬訂的生產和科技規 劃，按照“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要求，從經濟建設、國防安全、基礎科學等13個方面提出了國家發展所需要的57項重要科學技術任務、616個中心問題、 12項帶有關鍵意義的重大任務，以及各門學科的發展方向。

　　經過半年的攻堅克難，1956年8月21日制訂出“12年科技規劃”和四個 附件，鴻篇巨制，全文達六百余萬字。周恩來總理在聽取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匯報后指出，“印出來的本子這么厚一摞，國務院怎么抓，你們要把最緊急的事情搞一個 報告”。于是成立了錢學森、錢偉長等專家組成的專門小組，認為國家最為重要、最為緊急、最帶有關鍵意義的是原子能、導彈、無線電電子學、自動化、電子計算 機、半導體這六項代表當時世界最新而又最重要的科學技術，也是“世界各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展開競賽中的注意焦點。對于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會促進生產技術的根 本革新，同時也會帶動很多方面的研究工作的發展”，涉及的科學技術領域十分廣泛，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如第38項無線電電子學，任務說明書要求： “掌握無線電電子學主要方面的先進知識，使能自行設計各種符合國際水平的現代化無線電元件、電子管和儀器，并解決材料和工藝上的主要問題。此外還要通過自 己的研究工作為工業生產開辟新道路，為應用開辟新領域”。正是高瞻遠矚的“12年科技規劃”，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科技的飛躍和經濟的騰飛作了必要的準備。

　 　我國“12年科技規劃”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統一了認識、形成了共識、指導了實踐：（1）全國一盤棋。科學規劃同經濟社會發展計劃密切 配合，一同規劃、一體推進；發展倒逼創新，創新驅動發展。（2）任務帶學科。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3）產學研結合。大學從研中學，實 踐提高，項目造就人才；企業從做中學，做成學會，產業推動創新。

　　三、跟跑時代鐵路行業“從做中學”和“做成學會”的實踐哲學

　 　我國“12年科技規劃”的制定和實施，深刻影響了舉國體制在科技發展戰略和組織形式，特別是“以任務帶學科”的規劃思路和“從做中學，迎頭趕上”的實踐 機制，為跟跑階段經濟建設中的科技問題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大橋局工程局、山海關橋梁工廠、鞍山鋼鐵廠、西南交通大學（時名唐山鐵道學院）自力更生、艱苦奮 斗，齊心協力攻克了南京長江大橋建橋所用16Mn錳鋼的技術難關，真實再現了舉國體制中任務帶學科、技術促科學的產學研融合機制。西南交通大學《校史資料 選輯（第九輯）》登載，在研制生產低合金鋼16Mn錳鋼時，山海關橋梁廠于1960年聘請國際知名橋梁專家、西南交通大學橋梁與隧道工程系主任錢冬生教授 為南京長江大橋鋼梁制造的技術顧問，協助該廠在低合金鋼加工工藝以及縱橫梁制造所用胎型兩個方面進行技術攻關。其時，蘇聯突然中斷對南京長江大橋低合金鋼 的供應。生產16Mn錳鋼成為亟需突破的“卡脖子”難關。國務院責成鞍鋼對16Mn錳鋼進行試制。鞍鋼要求鐵道部派專家到廠講述鋼材技術條件特別是 16Mn錳鋼所需要的塑性和韌性。錢冬生教授為此專門寫出兩種教材，《鋼料機械性能對橋梁建筑物的影響》和《論鋼結構的脆裂》，并與大橋局、山海關橋梁工 廠的專家一起于1963年3月前往鞍鋼，政產學研用以問題為導向，通過不斷地實驗探索，最終研制生產出6.6萬噸優質鋼材，舉世矚目的南京長江大橋也得以 于1968年12月28日全面建成通車，這批鋼材因此被稱為“爭氣鋼”，舉國體制在鐵路建設中大放異彩。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四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回顧“12年科技規劃”制定和實施中波瀾壯闊的演進歷程，總 結鐵路行業“以任務帶動學科，以問題倒逼創新”的成功經驗，更加堅定我們對新型舉國體制的信心、對企業創新主體的認識、對任務帶動學科的理解、對科學發現 和技術發明規律的掌握。堅定四個自信、堅持四個面向，加強研究型大學與國家戰略任務的緊密對接，是“雙一流”建設中內涵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流學科走向 世界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教授、戰略與學科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