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催生金融創新與投資機遇：諾獎得主、國際組織負責人、企業高管觀點碰撞

　　2023ESG全球領導者大會進入第二天，有五位諾獎得主發言，還有來自全球的國際組織負責人、學者、企業家、專業機構共同討論了如何通過實施ESG策略來推動可持續發展。
　　本次大會主題為“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大會由新浪財經、中信出版集團主辦，老鳳祥聯合主辦，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政府特別支持。
　　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能源轉型委員會主席、英國氣候變化委員會前主席阿代爾?特納（Adair Turner）發表了演講。他表示，“從2023年的極端天氣事件來看，很明顯，我們可能正朝著一個不可持續的未來邁進。我們看到世界各地的氣溫狀況，陸地上的，還有某種意義上來說更令人擔憂的大洋中的某些地區的溫度，水文循環的急劇惡化，大規模干旱和野火現象的出現，以及大范圍的洪水，和南極冬季冰層的急劇減少等許多事情都必須給世界敲響警鐘。”
　　在阿代爾?特納看來，到目前為止，建設零碳經濟最重要的優先事項是實現大規模的清潔電氣化，其次，電力系統本身要盡快實現去碳化。他認為，當務之急是確保世界各國在其他全球問題上的分歧不會阻礙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
　　世界經濟論壇總裁博爾格·布倫德（Borge Brende）表示，我們將會面臨很多挑戰，但也不是沒有希望。“如果我們能開展合作，在增長議程上達成共識，那么到年底的時候，全球經濟會恢復增長，并且在2024年呈現更為強勁的勢頭。”
　　“中國最近經歷了一些挑戰，但我們非常看好中國經濟在夏天和秋天的表現，對此非常樂觀。我們認為中國將以相當快的速度恢復增長，中國和中國人民將在2024年迎來非常不錯的年景。”博爾格·布倫德說。
　　“ESG代表了我們看待發展問題的范式轉變，我們現在需要用多維視角來看待發展問題。”聯合國駐華協調員常啟德（Siddharth Chatterjee）認為，ESG框架認識到經濟繁榮與我們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體系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的相互依賴。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總裁兼CEO馬尼什·巴普納（Manish Bapna）表示，ESG投資能夠賦能投資者，使其不論投資規模大小，都可以投資與其價值觀相一致的標的，讓每筆投資都能為其想要創造的未來添磚加瓦，這是一件很有力量的事情。同樣重要，或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投資于可持續發展也是企業和投資者防范風險，抓住機遇的方式。
　　沙特阿拉伯部長理事會總秘書處顧問，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市皇家委員法赫德·拉希德（Fahd Al-Rasheed）介紹，去年利雅得啟動了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是到2030年，30%的車輛都是電動車，能源組合中50%為可再生能源，排放量減少一半。
　　ESG國際合作與警惕“漂綠”
　　在主題演講一“緊急行動 合作應對全球可持續發展挑戰”環節，全國人大環資委委員、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原司長李高指出，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空喊口號無濟于事，落實行動才是關鍵所在，同時更要防止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損害全球行動能力。
　　他提出了三點建議：一是共同維護《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主渠道地位和制度體系。二是共同推動形成全方位、廣領域、多主體的氣候國際合作新局面。三是共同努力加速全球綠色低碳轉型。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CCICED）國際首席顧問，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高級研究員魏仲加（Scott Vaughan）表示，目前一個明顯的風險是，ESG和可持續發展實踐在不同市場之間正在變得割裂，但比起市場割裂，更重要的風險是“漂綠”，即企業說自己在踐行綠色，低碳，自然向好的實踐，但卻沒有任何證據能夠支持他們的聲明。
　　他表示，是時候推動ESG實踐相互融合，互相兼容了。“如何實現這一點？可以通過在國內建立清晰的監管框架，而在國際上推動建立統一的ESG框架來實現。”
　　世界資源研究所高級顧問、聯合國前副秘書長埃里克·索爾海姆（Erik Solheim）談到，人們現在正面臨著三重環境危機：污染、自然破壞和氣候變化。如何克服這三重環境危機，有三個要素至關重要。首先需要政治領導力。其次需要企業參與。此外，還需要公民行動起來。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BD）代理執行秘書長大衛·庫珀（David Cooper）表示，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會影響整個經濟和社會，所以一切照舊的商業模式將不能再是人們的選擇。要使社會、經濟、企業能夠生生不息，唯一途徑是，承認生物多樣性喪失、氣候變化、土地和水域的退化及污染等危機的存在，并采取行動加以應對。
　　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主席陳黎明強調，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ESG都是邁向正確方向的重要一步，但ESG本身并非目的所在，目的和手段不應混淆。同時還必須明確，經濟目標和ESG目標并沒有內在沖突。在當今世界，從觀念到行動上作出這一轉變非常關鍵。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可持續金融中心主任馬科斯·阿蒂亞斯·內托（Marcos Athias Neto）指出，在市場層面，大多數投資者認為可持續投資面臨的主要挑戰是“漂綠”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和基金所聲稱的可持續發展是無法驗證或不可信的。“漂綠”行為相當普遍。這會誤導投資者，讓他們以為自己在支持可持續倡議，也會阻礙企業之間在綠色證書認證上的公平競爭。
　　ESG催生金融創新與投資機遇
　　在主題演講二“可持續發展的國際金融創新”環節，惠譽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保羅·泰勒（Paul Taylor）表示，ESG評估不能僅限于對框架一致性的考量，而是要考慮現有業務活動、募集資金用途、轉型戰略以及關鍵績效指標定義與跟蹤，等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或權重比較。目前許多數據供應商都無法滿足這一需求。再加之數據監測范圍的不統一性，致使投資者在衡量評級主體或工具層面的實際ESG影響力和績效時面臨極大的挑戰，令其可能受到“支持漂綠”的責難。
　　路博邁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喬治·沃克（George Walker）介紹，路博邁融合ESG因子的投資策略是過程導向型的，這意味著將具有財務重要性的ESG因子視為眾多傳統要素之一，是投資的一個參考因素，可以對每個證券發行者進行單獨判斷，識別出其短期和長期可能面臨的關鍵風險。
　　星展集團首席執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介紹，星展銀行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在試圖圍繞可持續性和ESG制定一項總體規劃，規劃有三大核心：第一個核心是開展負責任的銀行業務，進行負責任的融資；第二大核心是進行負責任的商業實踐；第三個核心是注重將影響力推動到銀行業之外。
　　在主題演講三“可持續投資中的長久機遇”環節，瑞銀集團資產管理總裁蘇妮·哈福德（Suni Harford）表示，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氣候基金市場，對于全球投資者來說，投資中國的資本市場可以分散風險，再加上中國市場擁有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機會，推動投資進入中國市場擁有巨大潛力。除了減輕風險之外，在公開市場、私人市場以及公私合作的新模式混合金融中，都存在超越投資回報目標的機會。
　　普華永道亞太及中國主席趙柏基（Raymund Chao）介紹，普華永道明確劃分了5大創新業務，包括數字化轉型、ESG可持續發展、數字產品及解決方案、區域協調發展、未來人才培養。
　　“ESG投資發展正駛入‘快車道‘”，富蘭克林鄧普頓全球執行副總裁兼亞太區主席孟宇認為，可持續投資理念的落實不僅需要頂層監管設計，更需要底層財務動機。如何有效吸引金融資本開展ESG投資呢？他認為，只有“高質量信息披露”與“高效激勵機制”的協同作用才能真正釋放資本市場在氣候投資領域的巨大潛能。
　　“我們將ESG視為一種投資工具，”保德信全球投資管理ESG全球主管尤金妮亞·烏南揚特-杰克遜（Eugenia Unanyants-Jackson）表示，它可用于實現四個不同的目標，分別是：管理投資風險、識別具有吸引力的投資機會、幫助客戶依據其自身價值觀、見解或投資偏好進行投資、助力想要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的客戶達成目標。
　　高盛資產管理可持續投資和創新平臺亞洲負責人尼爾·馬斯卡雷尼亞什（Neil Mascarenhas）表示，高盛的可持續投資主要關注氣候轉型和包容性增長主題下的增長板塊。新能源技術的創新將可以更快地擴展規模，為領先者創造極大的機遇和投資回報。值得注意的是，擁有高碳排放，但進行綠色資本支出的公司，正在越來越多地被關注能源轉型受益者的ESG基金納入投資對象。
　　中國企業為提升ESG競爭力做了什么
　　在下午的會議中，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溫樞剛表示，加快推進ESG體系建設，是中央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和增強核心功能，以高質量發展更好實現經濟屬性、政治屬性、社會屬性有機統一的重要途徑。
　　他介紹，多年來，中國華能集團堅持把高質量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將ESG融入公司發展戰略，持續推動構建“綠色低碳轉型、科技創新引領、共促發展和諧、現代企業治理”的“四位一體”ESG實踐和管理體系。
　　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雷鳴山指出，三峽集團因三峽工程而生，三峽工程是治理和保護長江的關鍵性骨干工程，兼具防洪、航運、發電、補水、生態等多重功能和綜合效益，集中體現了經濟、社會、環境三者協調統一，“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一項充分體現ESG理念的綠色生態工程。”
　　雷鳴山介紹，三峽集團在四個方面做了努力。一是聚焦清潔能源主賽道，努力促進能源綠色轉型；二是聚焦共抓長江大保護，深入推進環境污染防治；三是聚焦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四是聚焦節能降碳主戰場，助力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ESG要快速發展，首先必須轉變認知。”新奧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玉鎖表示，“現在很多人提到ESG，都認為代表著成本和投入。從短期看，做好ESG確實需要必要的投入，但結合新奧的實踐來看，基于創新的理念、模式和技術，這些投入完全有望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收益，實現社會價值與商業價值的統一，牽引企業可持續發展”。
　　王玉鎖認為，應在ESG理念牽引下，利用創新的需求側減碳機制，拉動形成全社會廣泛參與的“碳經濟”，有望為解決當下的發展難題提供系統性方案。
　　諾獎得主如何看全球ESG發展
　　在下午的主題演講一“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機遇與挑戰”環節，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表示，可持續的社會發展機會需要員工、企業和政府之間進行協作，更加關注終身學習和公司與員工之間的協作。
　　“我們可以做得更好，無論在改善工人的福祉上，還是在提高包容性上。”他進一步稱，但還需要政府的幫助，政府始終是法律和秩序的監管者，特別是在法律規定的包容性和平等對待條款需要采取行動來落實之時，尤其需要政府的幫助。
　　“毫無疑問，知識產權一直被濫用，尤其是專利藥品上。”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圖盧茲大學經濟學教授讓·梯若爾（Jean Tirole）表示，如果富裕國家不承擔研發和藥物價格方面的責任，那將是非常糟糕的。當然也不應該讓整個行業拖延仿制藥物進入市場，應該規范與企業的價格談判，必須提高醫療保健部門的效率。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奧利弗·哈特表示，企業在為世界做好事或者避免對世界造成傷害方面，相較于個人而言，更具優勢。在這樣的情況下，具備社會意識的股東，也即是企業的終極控股股東，需要機制來發揮作用。“比如，一家正在污染環境的企業可以選擇減少污染，這么做也許會影響企業利潤，但是企業的股東，至少大多數股東會說‘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榮休教授本特·霍爾姆斯特倫（Bengt Holmstrom）表示，思考全球危機時，可以讓人們在本地做更多事情，而人們會樂于參與到本地事務中。“我相信現在就行動，在本地做出改變，讓人們能夠更好的參與，是正確的道路。”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表示，綠色水泥是一項仍處于初期階段的具有巨大潛力的創新，眼下許多資本投資尚未在中低收入國家進行，我們有機會從現有的水泥轉型，是采用低碳技術，而不是被長期的實物資本投資鎖定在高碳領域中。“到2050年，我們有很大的機會通過刺激創新、提高效率和參加綠色峰會來減少碳排放。”
　　ESG與能源轉型、氣候變化
　　在下午的主題演講二“緩解氣候危機，助力能源轉型”環節，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秘書長胡安·卡洛斯·薩拉薩爾（Juan Carlos Salazar）表示，航空業是首個推出了基于全球市場的碳抵消措施的行業，這一措施已在鼓勵可持續航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預計，到2050年，可持續航空燃料、低碳航空燃料和其他更清潔的航空能源將對二氧化碳減排產生最大貢獻。
　　不過胡安·卡洛斯·薩拉薩爾也表示，當前這些燃料的生產水平仍然非常低。如何讓這些領域獲得所需資金，來擴大生產和分銷，仍然是巨大的挑戰。他透露，現在正在探索能否建立“國際民航組織金融投資中心”。
　　中電聯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王志軒表示，無論是全球性組織還是中國、歐盟、美國等國家都在積極推進ESG的發展，不斷提出和發布新的可持續發展力報告的編制要求，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中編寫要求的標準，由各自樹立的旗幟到逐步向聯合共享的方向轉變。
　　國際能源轉型學會會長、國際能源論壇（IEF）第四任秘書長孫賢勝對企業發展ESG提出四點建議：企業管理者要加速構建ESG管理體系；著眼于持續發展問題，做活長期主義的實踐；ESG要與數字化、智能化相結合，不斷提高企業ESG管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質量；ESG與本土議題相結合，立足所在地政策環境，大力推動能源轉型。
　　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處長丁輝表示，“應對氣候變化是ESG的重要內容，ESG是積極應對變化、助力能源轉型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理念和實踐抓手。二者互為補充，互相促進。”他建議，要以ESG為核心重塑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價值觀；要以ESG為導向構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戰略高地；要以ESG為抓手提升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要以ESG為理念共筑應對氣候變化的生態圈。
　　“在上海舉辦ESG全球領導者峰會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表明中國仍在致力于推進和解決ESG問題，中國的企業也仍然愿意努力解決ESG問題。但不幸的是，世界范圍內，相關的態勢出現了倒退。”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卓越院士馬凱碩這樣表示。
　　雨林聯盟CEO圣地亞哥·高蘭認為，“我們需要做的，只是以更明智的方式使用已有的資金，并對政策制定和資金投向做出更好的決策。相關的激勵措施和補貼需要與轉型目標相一致。改變資金的使用方式，將資金從危害環境的活動轉向經科學證明能真正造福人類和自然的市場模式，才是我們應走的正確道路。”
　　ESG在管理戰略上如何落地
　　在下午的主題演講三“ESG融入管理型戰略培養”環節，可汗學院創始人、CEO薩爾曼·可汗（Salman Khan）談到，ESG社區、關注社會和教育的社區里的所有人都必須投身其中，如果能夠主動地、小心謹慎地利用AI，就一定有機會利用這個技術的轉折點，減輕風險并真正最大化益處。
　　巴黎高級商學院院長埃羅伊克·佩拉什表示，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減少正迫使人類創造低碳、有韌性、高效利用資源和尊重生物生態系統的新社會模式，也迫使人們加快對大規模低碳能源供應的研究和創新。他指出，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的減少需要新的規范和監管。作為學術機構，商學院的職責是提出并分析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案。
　　作為美國最頂尖的7所商學院之一、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唐納德·雅各布斯中心銀行學和金融學主席弗蘭切斯卡·柯內利表示，商學院可以變得鼓舞人心、培養領袖、志存高遠，需要教導學生如何成為具有多維技能的領袖。她指出，凱洛格培養的領袖主要側重三個方面：面對復雜問題不畏懼，分解復雜問題并尋求專家建議、匯總答案；有創造力，跳出思維定式；有同理心，思考自己的所作所為將會對團隊、組織和社會領域以外的人產生何種影響。
　　“面對變革之風，有人砌圍墻，有人建風車”，瑞士EHL酒店管理商學院常務董事兼執行院長伊奈絲·布拉爾表示，重新審視一下這一圍墻，會發現占主導地位的完全專注于資本主義收益的西方經濟體系已經達到了極限，現在需要重塑它。
　　瑞士IMD國際管理發展學院院長讓-弗朗索瓦·曼佐尼談到，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的企業在兩個基本領域開展工作：戰略領域和組織領域。他表示，在戰略領域，企業通過分配出大量資源進行創新，有些創新并不全是研發新產品或新服務，有時在于創造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在組織領域，創新的企業需要員工以更創新、更靈活的方式行事，包括發明新的商業模式、更加富有革新精神、更加有效地開展合作。
　　“ESG需要創新的思維”，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高管教育院長薩米爾·哈西亞（Sameer Hasija）表示，現在正在可持續發展或循環經濟領域取得飛躍，建立新商業模式，而這些都是由創新驅動的。在他看來，ESG與創新密切相關，但把事情做對還需要別的東西，“為ESG進行設計和創新時，如何確保我們的最大努力在給一個領域帶來價值的同時不以犧牲另一個領域為代價。”
　　在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如何通過投資增強企業的韌性？倫敦國際環境與發展研究所（IIED）執行主任湯姆·米切爾（Tom Mitchell）建議進行ESG投資，“之前沒有這樣做的投資，現在需要開始重視氣候變化，和關注氣候變化是如何影響企業和社會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對企業價值和企業的可持續性帶來長期風險。”
　　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管理教授、可持續發展政策及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郭棟表示，現在世界城市人口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數量，而大多數人都居住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應對環境污染、減緩氣候變化、推動可持續發展，包括實現綠色轉型，建設生態文明，城市的作用都是至關重要的。他認為，可持續發展尤其需要聚焦在城市。
　　倫敦商學院LBS戰略與企業家精神教授伊萬尼斯·伊萬諾夫（Ioannis Ioannou）表示，所有與可持續發展和ESG相關的要求和期待，都要求企業們擁有一種新的領導模式。“這是一種顛覆，因為這種新的企業領導模式，與過去我們習慣的商業模式截然不同。”在他看來，這種新模式需要一系列新的技能、新的能力，甚至以新的思維架構重新思考商業為什么會存在，其目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