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同于傳統企業,也不是純粹的公益組織,近年來,一種以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目標的新型混合組織形式——社會企業正在國內快速發展。此前數據顯示,我國社會企業數量已超175萬家,主要分布在四川、上海、廣東、北京等地。何謂社會企業?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狀況如何?社會企業在社會治理中具有哪些優勢?未來,社會企業還面臨哪些挑戰?
什么是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社會”,并不體現在身份特殊。上海交通大學一項調研顯示,社會企業具有多元法人性質,65.5%的社會企業是企業法人,32.2%是非營利組織,2.3%為合作社。社會企業不依靠捐贈資助,它們和傳統企業一樣,都要通過主動開拓市場、創造商業價值獲得盈利,從而實現可持續運轉。但社會企業比傳統企業的“生存”更為嚴苛,因為社會企業往往瞄準的是傳統企業認為市場潛力低、商業價值不突出的領域。
為弱勢群體服務是社會企業的一大特征。善品公社是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于2015年發起成立的社會企業。他們以合作社為基礎,促進鄉村農業從單一生產型向流通加工型轉變,實現鄉村產業可持續發展。山西隰縣的香梨、陜西富平的柿餅、云南紅河的紅米、湖北秭歸的臍橙……在善品公社帶動下,一大批有著鮮明地域特色的農產品受到市場青睞。截至2022年底,善品公社已在四川、云南、山西等19個省份的127個縣(區)落地150個合作社。“社會企業在鄉村振興特別是聯農帶農發展產業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已成為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執行副理事長劉文奎說。
與此同時,社會企業在提供產品服務的過程中,既不能產生新的社會問題,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其利潤和資產還受到限制,以確保社會企業持續專注于該領域社會問題的解決。以北京市為例,在企業類社會企業中,已有七成作出相關限定,其中有68%的企業承諾將利潤的1/3以上用于自身所承擔社會使命的事業發展,73%的社會企業承諾在清算時會將剩余資產的1/3以上進行捐贈或轉讓給同類企業或慈善機構。
選擇不太賺錢的領域掙辛苦錢,好不容易掙來的錢還要大量回饋社會,社會企業為什么這么“傻”?
社會企業的競相涌現,一定程度上源于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面對復雜繁多、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我們除了要呼吁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也要清醒認識到公益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商業運作理念有助于實現公益效能最大化。”在劉文奎看來,作為一種創新組織載體,社會企業融合了現代企業制度與現代慈善機制的長處,規避了二者的不足,以提供產品或服務的方式從市場獲取可持續的發展資源,最終目的是既解決社會問題又實現自我造血。不僅能使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更重視社會利益,也使得公益慈善更加高效、更具力量、更可持續。
社會企業的“傻”,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企業解決了基本生存問題之后,開始思考社會責任、承擔社會價值的萌芽。
怎樣參與社會治理
我國社會企業發展雖處于起步階段,但各地在實踐中已逐漸形成特色。“從北京的實踐看,社會企業在參與社會治理、提高公眾福祉、增強城市韌性與可持續發展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城市治理研究所所長于曉靜介紹,目前,經北京市社會企業發展促進會和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認證且在有效期內的社會企業有133家,涉足領域豐富,受益人群廣闊。
在環境保護領域,北京抱樸再生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已為300余家企業提供零廢棄可持續整體解決方案,截至2022年底,讓2370多萬個瓶子獲得重生,相當于減碳2165噸;在殘障人士就業領域,集善樂業(北京)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為近4000名殘障人士及其家屬提供技能培訓,創造近千個就業崗位,截至今年6月,累計收入1600余萬元;在鄉村振興領域,分享收獲生態農場的管理學博士化身“新農人”,用10年時間讓土壤有機質含量從1.5%提高到5%,這一成果還被聯合國糧農組織寫入可持續農業案例集。
從就業促進、托育養老、助殘幫扶到生態環保、醫療健康、物業管理,社會企業在參與社會治理方面的優勢得到充分彰顯。“社會企業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新路徑。”于曉靜表示,和公益組織相比,社會企業以市場機制解決社會問題,更有發展底氣;和傳統企業相比,社會企業以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為根本宗旨,主動開拓金字塔底層市場,從而彌補市場失靈;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相比,社會企業更有能力將政府注入的資源轉換為多樣化的公共產品與服務。
《北京市社會企業影響力評估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北京市2019年認證的10家社會企業合計收入6892.8萬元,服務2900家企業及80多個社區,受益人次超500萬。2022年,北京市出臺《關于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意見》,提出“十四五”末認定社會企業超300家的目標,重點扶持養老助殘、家政服務、應急管理、社區服務等民生保障類社會企業。
可以說,社會企業的“傻”是為了更長期、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是為了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自身能力面臨挑戰
經過多年發展,社會企業在國內已初具規模,其發揮的作用得到廣泛認可。這背后,日益完善的制度體系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清華大學21世紀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鄧國勝指出,無論是社會治理創新的需要,還是第三次分配與共同富裕等時代命題的提出,都為社會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新機遇。資料顯示,自2011年起,有關社會企業認證及支持的創新政策在北京、廣東佛山、四川成都、湖北武漢等地陸續開啟,構建起從登記、認定、扶持到摘牌的全生命周期政策保障體系。
不可否認,目前,數量少、規模小、運營模式尚不成熟、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缺乏身份認同等問題依然是制約社會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社會效益類型寬泛、主觀性強、指標不容易量化,社會企業創造的價值很難通過傳統的營收指標來衡量,直接影響了相關政策的示范效應和擴散速度。”鄧國勝說。
除了外部環境,社會企業自身能力也面臨挑戰。“在發展初期,社會企業對外部扶持的依賴較高,但隨著企業發展壯大,來自市場的收入占比會增加,而最終能走多遠,則取決于其商業模式能否盈利且可持續。”有業內專家表示,社會企業必須做好戰略規劃、提升專業水平,以獨有的商業價值打造核心競爭力。
促進社會企業高質量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鄧國勝從政務、市場、金融、法治、創新、慈善等維度提出了“社會企業營商環境”的概念,綜合來看,目前多數城市社會企業營商環境還有待提升。此外,專家表示,推動社會企業高質量發展,還要培養一批具有奉獻精神、社會責任、公益意識的社會企業家,并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企業家精神和商業向善理念的弘揚。?(經濟日報記者 康瓊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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