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數字經濟的挑戰，中國這樣治理

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要做好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加強形勢研判，抓住機遇，贏得主動。”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中有需要補齊的短板，面臨不小挑戰。那么，如何對數字經濟進行有效治理，保障數字經濟穩步增長？

新組織（數字網絡平臺）的監管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規范數字經濟發展，堅持促進發展和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為何要規范數字經濟發展？一是有利于推動數據要素規范、高效流動，發揮數據要素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二是有利于維護用戶數據權益及隱私權，完善數據產權制度，強化網絡平臺企業數據安全責任。三是有利于規范市場、促進公平，增強網絡平臺反壟斷監管效力，提高社會福利。四是有利于健全網絡平臺經濟治理體系，規范網絡平臺經濟生態與企業社會責任，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科技發展的“快”與社會發展的“慢”，二者沖突難免，需要我們合理解決。比如，有的地方搞易地扶貧搬遷或是安排農民上樓，在此過程中，從村莊整體設計到房屋設計等，地方政府讓農民參與決策，滿足農民的各種需求。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合理解決數字經濟發展矛盾的思路。

構建多層次的新技術治理體系，確保負責任創新與科技向善。我們要扎牢“紅線”，法律規定技術應用的邊界，對侵犯個人隱私、損害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算法歧視等行為，劃定底線、高壓線。放開上線，要創新立法和監管，包容審慎、敏捷靈活、鼓勵創新，同時給人工智能新技術、新應用更多先行先試的探索空間。提高基線，要加強行業自律，建立標準、技術指南、倫理框架等，秉持科技向善理念、推廣最佳實踐等；開展針對技術人員和從業者的倫理教育；提升社會公眾的意識培養和技術素養。

數字經濟融入并服務于新發展格局。第一，數字經濟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數字經濟，改善供需錯配，加大去庫存，推動新業態、新產品創新，提升中國品牌影響力。第二，數字經濟服務于需求側管理。發展數字經濟，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促進就業，促進城鄉消費協調發展，提升傳統消費（衣食住行用）品質化，釋放新消費（文旅、健康、生態、社交）潛力，推動服務消費（數字新生活）的發展。第三，數字經濟服務于流通體系現代化。比如，統一市場，交通物流，商貿流通，信用體系，金融支持。第四，數字經濟服務于更高水平開放。發展數字經濟，引領區域經濟新發展，構建數字貿易普惠新規則。

數字經濟促進內循環機理，即升級存量供給，開拓增量需求。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內需兩手抓，使兩者在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因此，在升級存量供給方面，供應鏈數字化轉型提升供給質量，與國內外需求更好的適配；在開拓增量需求方面，利用數字技術創新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開拓新的消費需求，需求牽引供給。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業務跨國、數據跨境常態化，數據壁壘日益顯現。那么，如何打破數據壁壘？加強全球合作。2019年6月，在G20大阪峰會的數字經濟特別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要營造公平、公正、非歧視的市場環境，不能關起門來搞發展，更不能人為干擾市場；要共同完善數據治理規則，確保數據的安全有序利用；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要提升數字經濟包容性，彌合數字鴻溝。

發展數字經濟，究竟是一個法律問題還是一個技術問題？如果技術進步迅速，是以適應技術發展來設置規則制度，還是要根據傳統經驗來設置規則制度？中國是前者。比如，深圳-新加坡跨境貿易區塊鏈專網項目。該項目基于深圳南方電子口岸“單一窗口”業務，初期實現電子提單、電子發票和供應鏈金融三個應用，實現了跨境數據可加密、可管理、可監管、可授權、可定向傳輸、可追溯。也就是說，可以用人民幣直接結算。

當前，數字經濟對政府的宏觀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數字經濟是技術和經濟的系統性變革，其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引導、推動和協調。要以政策引導和制度設計為發力點，探索數字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促進新業態不斷涌現，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注：文中數據由報告人提供

（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教授許正中《發展數字經濟的戰略思考》講稿摘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