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鄉村治理這樣創新

鄉村治天下安。作為傳統農業大國，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圍繞著“建立什么樣的社會”以及“怎樣進行社會治理”、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社會治理制度進行了長期探索和創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鄉村的治理實行了不同的治理模式。

一、“村社合一”階段（1949—195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在充分借鑒老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的成功實踐和經驗基礎上，迅速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1950年6月中央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利用三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全國范圍內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農民個體私有制。1953年從“互助組”開始，到其后以更大規模的“高級社”，農業合作化運動促進了土地私有制全面轉向集體所有制。新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實現了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釋放了農村生產力。這一時期鄉村治理的特征表現為農村高級合作社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以集體所有為基礎、以互助互利為原則的鄉村治理模式初步形成，在促進公平基礎上提升了生產效率，為實現社會穩定提供了制度基礎。??

二、“政社合一”階段（1958—1982年）

1958年，國家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了人民公社的制度創新和機制構想，更大范圍地實現規模經濟，快速構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特別是工業化體系。從人民公社建立之初來考察，權力的高度集中更為便捷、更為廣泛地整合了農村資源，改善了農村生產條件，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這一時期鄉村治理的特征是依靠各級政府主導、借助強大意識形態進行管理，全能的、行政主導的鄉村治理機制和治理模式與傳統農業生產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嚴重挫傷農民的積極性，農村社會發展僵化，農村人口長期沒有擺脫貧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政策層面啟動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標志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動搖了“政社合一”的鄉村治理機制和治理模式的基礎。

三、“鄉政村治”階段（1983—2016年）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成立鄉鎮政府，實行政社分開，并依據生產需要和農民意愿逐步建立經濟組織。這個文件標志著“政社合一”鄉村治理機制和治理模式的結束，開啟了新型鄉村治理機制和治理模式。“鄉政村治”就是“國家的基層政權建立在鄉鎮一級，鄉鎮以下實行村民自治”。這一模式確立了村民委員會的治理主體地位，明確了村民委員會的自治權，鄉政府行使國家行政管理的職能，厘清了各方職責與權限。從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到2010年進行修訂，鄉村治理經歷了鄉村分治、黨政分工、撤并鄉村、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稅費改革等一系列制度變遷和完善的過程，治理機制和治理模式在漸進式改革進程中不斷優化。

四、“三治結合”階段（2017年至今）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明確指出在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基礎上，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治理機制，其后在2018年中央一號文《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中再次強調要構建“三治結合”的治理機制，政府主導的鄉村治理進入“三治結合”階段。構建“三治結合”的治理機制，即在堅持黨建引領的基礎上，將鄉村自治嵌入法治和德治的治理框架，以實現鄉村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規范化，從而保障鄉村治理公平、效率和社會穩定的目標實現。

“三治”指的是自治、法治、德治。所謂自治，即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社會組織、公民個人等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有序參與社會事務的一種治理方式；所謂法治，即依據法律治理國家的原則，實現政府依法行政、公民依法行事、社會依法運行的一種治理方式；所謂德治，即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通過榜樣示范、禮儀教化、道德評議等，在全社會形成普遍認同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尺度，營造崇德向善、誠信友愛的良好社會風尚的一種治理方式。構建“三治結合”治理機制，即在堅持黨建引領的基礎上，將鄉村自治嵌入法治和德治的治理框架，以實現鄉村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規范化，從而保障鄉村治理公平、效率和社會穩定的目標實現。

“三治”的內在關系。自治為基，鼓勵把群眾能夠自己辦的事交給群眾、把社會組織能夠辦的事交給社會組織、把市場能做的事交給市場，打造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基層社會治理共同體；法治為本，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手段，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謀劃思路、構筑底線，營造辦事以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圍；德治為先，強化道德教化，提升農村居民素養，厚植鄉村社會治理道德底蘊，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三治結合”的實踐肇始于浙江省桐鄉市高橋鎮，是新時代“楓橋經驗”的創新和發展。2013年始，桐鄉率先開展自治、法治、德治的建設試點，鎮級層面設立“百姓參政團”、村級設立“百事服務團”以推動自治，創立“依法行政指數”考核制度、組建三級法律服務團以確保法治，組建道德評議組織、并將道德模范評選常態化以深化德治，形成“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格局。桐鄉市鄉村自發的“三治結合”實踐探索積累的經驗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且在全國鄉村治理的綜合實踐中不斷得到認識的深化。2017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規定：“充分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在城鄉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弘揚公序良俗，促進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在這個階段“三治”的表述順序一直是法治、德治、自治，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加強和創新鄉村社會治理明確了方向。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規定：“必須把夯實基層基礎作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和諧有序。”同年9月頒布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進一步強調：“堅持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健全和創新村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強化法律權威地位，以德治滋養法治、涵養自治，讓德治貫穿鄉村治理全過程。”以上“三治”的表述順序無論是體系、體制還是機制，順序均為自治、法治、德治。“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方略完成了從具體實踐到理論的飛躍，體現了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為破解鄉村治理困境提供了重要路徑。

鄉村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也影響著黨執政根基的鞏固和農民利益的維護。新中國成立以來鄉村治理的變遷歷程，為構建現代化鄉村治理之路提供了經驗和思路。我們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善治之路，建設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鄉村社會，不斷增強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