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助推經濟高質量發展

經濟健康發展離不開清朗政治生態的保障。政商關系作為政治生態的“晴雨表”，關乎經濟政策落地和經濟發展水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提出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為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領導干部與企業家的關系提供了重要遵循，也為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紀檢監察機關作為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力量，在促進機關黨的建設特別是通過加強作風、紀律建設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上肩負重責。本文梳理我國政商關系的發展脈絡，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重要論述的歷史開創意義，并立足紀檢監察機關職責定位，探求以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推動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落實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法路徑。

　　政商關系的發展脈絡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政商關系，是人類政治和經濟活動中的重要關系，具有悠久的歷史性和廣泛的地域性。探討政商關系的本質及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有必要從我國歷史出發梳理其發展脈絡。

　　（一）我國政商關系的發展階段及主要特點

　　政商關系比較和諧階段。先秦時期，商部落就以善貿易出名。商朝滅亡以后，商朝部族為維持生計不得不在各地區之間交易物品，由于商族人把貿易做得風生水起，有“商葩翼翼，四方之極”一說，久而久之，他們及所從事的職業便被稱為“商人”和“商業”。周代及春秋戰國時期（商鞅變法以前），諸侯國統治者有富國強兵的需要，比較重視商業，有的商人還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隨著商人隊伍的壯大發展，也產生了“野與市爭民”的現象，影響農業生產，奪取了一部分官府的經濟利益，這為后期政商關系的調整變化埋下了伏筆。

　　重農抑商時期。戰國時期出現了以法家為代表的輕商、抑商政策。商鞅變法開始，推行以農為“本”、農戰結合的政策，提出了重農限商禁技巧的主張。秦朝則把重農抑商作為基本國策。到了漢代，重農抑商政策繼續，商人的待遇地位降低。如漢朝規定商人不得著絲綢、不準乘車馬，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等等。漢武帝時期重農抑商政策基本成型。此后歷代封建王朝，雖然中間也出現過較為重用商人的現象，但總的來講，商人地位相對較低。政府掌握著絕對的權力和資源，位于“士農工商”之末社會底層的商人群體，常常缺乏安全感，往往通過尋求政治權力的庇護以維持生存和發展，逐漸形成了“以權逐利”“以利逐權”的政商關系。

　　官商勾結現象出現。晚清時期，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在政府鼓勵和培育下，一批近代新型產業應運而生，也產生了一批從事新式商業活動的商人，以官辦、官商合辦、官督民辦等形式從事工商業，推動了政商一體化，但也出現了官商勾結。辛亥革命后，在振興實業的風潮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商人地位空前提高。與此同時，官僚資本主義讓政商一體化程度進一步強化，蔣宋孔陳四大家族通過權力與金錢的結合，形成了以政養商、以商輔政的局面。

　　特殊的政商不分階段。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經濟被消除，只有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傳統意義上的“商人”不復存在，這個時期的政商關系實際是政企關系，政府在資源配置方面起絕對的主導作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等的負責人雖可以在經濟活動中被視作“商”，但在政治上與作為領導干部的“官”并無太大差別，政商不分是這一階段政商關系的主要特點。

　　政商關系步入重塑期。改革開放以來，私營經濟重新出現并不斷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和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培育出了一代代民營企業家，現代意義上的政商關系在中國社會應運而生。隨著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政商關系逐步理順，并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政商關系的本質分析

　　從我國兩千多年政商關系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政商關系歸根到底是公權力與市場主體之間在資源配置、服務供給、政策保障、利益維護等方面的互動，其中公權力具象化就是官員，市場主體具象化就是商人。政商關系如何，或者說“政”和“商”如何相處，既受國家社會政治環境的影響，是一個時期國家社會政治發展的產物，同時又深刻影響著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風氣。一般來說，權力對資源的占有和支配越少，政對商的影響越小，商對政的依附越少，經濟的健康發展就較快；權力對資源的占有和支配越多，商對政的依附越大，就越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經濟發展畸形，就容易形成官商勾結，商人想方設法腐蝕官員，以換取權力控制下的資源，進而獲取更多的利益，由此必然帶來官員腐敗，社會風氣敗壞。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親清政商關系重要論述的歷史開創性

　　（一）親清政商關系重要論述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民營企業座談會、企業家座談會等重要場合多次論及政商關系，并對如何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指方向、明路徑、提要求。2016 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用親、清兩字精辟概括并系統闡述新時代的政商關系，為新型政商關系的構建指明了方向。2017年，“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地位。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光明磊落同企業交往，堅決防止權錢交易、商業賄賂等問題損害政商關系和營商環境。這一重要講話再次闡釋了以親清為內核的新型政商關系，為更好引導和推動政商關系親清與共、和諧有序提供了重要遵循。2020年10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優化政府管理和服務，全面推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制度，加快構建親清政商關系”，進一步明確了政府職能和權力邊界，為雙方良性互動列出具體清單。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全面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全面”兩字體現出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目標和決心。2023 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把構建親清政商關系落到實處，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排憂解難，讓他們放開手腳，輕裝上陣，專心致志搞發展”，為實現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信心和動力。2023年4月3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再次指出，要“推動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關系、規規矩矩的上下級關系、親清統一的新型政商關系”，為新時代以新型政商關系助力經濟社會發展舉旗定向。這一系列重要論述，對親清政商關系越講越透徹、越講越深刻，進一步豐富和具象了親清政商關系的內容：對領導干部而言，親是指要“積極作為、靠前服務”，最終落腳到“解決實際困難”；清是指同企業家的關系要“清白、純潔”，進而“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對企業家而言，親是指“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清最關鍵的就是“遵紀守法”。

　　（二）親清政商關系重要論述的時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親清政商關系的重要論述，科學總結了新型政商關系的本質要求和核心要義，為新時代政商交往確立了界限、樹立了標尺，契合了時代的要求，抓住了政商關系的關鍵，為以親清政商關系優化政府服務、凈化政治生態、培育現代化經濟體系、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推動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厘清政商交往邊界。傳統的政商關系以政府為主導，政府在行使職能時出現的越位、錯位、缺位等問題所導致的行政權力邊界不清、行政權力錯配、行政權力約束較弱等問題也制約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親清政商關系重要論述針對政商關系的異化問題，將政府作為與政商邊界有機結合，明晰政商各自的活動域、劃定交往度，引導權力與資本從無序擴張轉變為協調配合，既保證商的自主性和創造性，也發揮政的宏觀理性和公益性，既要讓政府有所作為，又要防止利益輸送，有效消解了政商關系的異化，使政商關系回歸良性發展軌道。

　　為凈化政治生態確立標尺。政商關系與黨風、政風、社風息息相關，也影響著政治生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持續深化全面從嚴治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政商關系中的陳規陋習得到清理，但談商色變的清而不為、過從甚密的官商不分等問題還不同程度存在，這樣扭曲的政商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惡化了政治生態。親清政商關系理論生動概括了領導干部和企業家兩個行為主體各自應遵循的原則和規范，為領導干部與企業家如何打交道立下了規矩，讓權力在制度規范內運行，增加了黨員干部履職盡責的壓力和敢想敢干的動力，對于打造政治生態的“綠水青山”具有重要意義。

　　營造公平有序市場經濟環境。一個良性循環的政商關系，對于推動企業健康發展、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關重要。傳統的政商關系由于邊界模糊、缺少規范，極易因政商關系太近而導致政企不分，因政商關系太遠而導致政府缺位和市場失靈。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客觀上呼喚新時代政商關系的推出。親清政商關系理論用系統性思維和協同性思維，統籌謀劃、優化執政環境和市場環境，清晰厘定政府、市場、企業三方的關系，深化政府職能轉變，激發市場活力，理順市場秩序，使“看不見的手”的決定性作用與“看得見的手”的戰略性作用匹配得當，推進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化市場體系，跟上新時代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節奏，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構建現代商業文明作出了開創性的理論貢獻。

當前政商關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不良影響及原因分析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果斷推出一攬子政策部署，著力推動經濟穩步回升、促進高質量發展。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地，無疑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但實踐中，少數地方、部門與企業等市場主體之間仍存在的不親、不清或親而不清、清而不親等不健康的政商關系，成為落實政策部署的“中梗阻”“絆腳石”。

　　（一）問題表現

　　宣傳解讀不充分，決策部署被空掛。主要指少數政府部門或公職人員對相關惠企利企政策及配套措施不主動宣傳、不充分解讀，有的簡單在網上“一掛了之”，或在微信“一貼了之”，使決策部署不被企業知曉或完全知曉，與企業實際需求脫鉤。

　　執行落實不精細，政策效果打折扣。主要指少數政府部門或公職人員落實決策部署不講實際、不求精準，習慣搞“大水漫灌”。少數職能部門工作簡單、方式機械，在落實政策時缺乏主動靠前、細致入微的服務，未按照企業性質、經營規模、現實需求等具體分析，使政策效果打了折扣。

　　故意刁難不清白，優惠政策被異化。主要指少數公職人員濫用手中權力，把上級給予的優惠政策當作與企業做交易的“籌碼”，刁難企業、謀取私利，輕則吃拿卡要，重則索賄受賄，甚至違規干預項目建設、生產經營等。

　　懶政怠政不作為，政策紅利難釋放。主要指少數干部不擔當不作為，雖不吃不拿、不貪不占，但就是不辦事，即使辦事也習慣“打太極”“踢皮球”，拖拖沓沓、效率低下，使得政策部署無法及時落實到企業。

　　（二）原因分析

　　上述問題的存在，不但挫傷了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市場主體的生產積極性，也影響了一方政治生態和營商環境的持續改善。根據調研分析，問題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少數黨員干部或公職人員自身作風、紀律、能力等不過硬。一是作風懶散缺乏擔當。有的思想覺悟不高、服務意識不強，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錯誤觀念，導致在落實政策部署過程中作風漂浮、工作不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缺乏積極性和責任心。二是利欲熏心以權謀私。有的理想信念不堅、黨性修養欠缺、紀法意識淡薄，利欲熏心、公私不分，以“潛規則”代替“明規矩”，拿手中掌握的政策部署向企業討要好處，把政商交往搞成權錢交易。三是素質能力存在短板。有的無法完全適應當前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形勢，專業素養不高、政策水平不夠、落實方法不多，對相關政策部署理解有偏差、執行有落差、服務有溫差，影響了實際效果。

　　少數地方黨委、政府及組成部門責任落實不到位。一是監督管理不嚴不實。有的“重業務輕黨建”的慣性思維猶存，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到位，特別是對所屬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失管失教，對其行使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導致出現與企業不親、不清的問題。二是考核評價不夠有力。有的在落實政策部署情況、政策部署落實效果等方面，要么缺乏系統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要么考評過于原則、難以執行，無法做到獎懲有度、賞罰分明，起不到壓實工作責任、激發干事熱情的效果。三是配套政策不切實際。有的配套政策與實際結合不夠，或在制定政策前期沒有充分聽取企業意見，或對政策實際影響考慮不周，致使一些決策部署出現“水土不服”情況。

　　少數紀檢監察機關履職不到位。一是自身職責定位不準。有的認為構建親清政商關系與黨委、政府推動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以及發展民營經濟等有關，與自身關系不大，于是不抓不管，導致職責“缺位”；有的在落實政策部署上喜歡大包大攬，干了很多不該干的事情，出現職責“越位”。二是“重辦案輕監督”慣性思維猶存。少數紀檢監察干部政績觀不純，工作中喜歡圍著問題線索和“大案”轉，對黨組織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履行情況監督不到位，對黨員干部身上吃拿卡要、懶政懈怠等問題不管不問。三是協助職責履行不力。有的沒有為同級黨委提供有力的決策參考或信息支持，協助制定的有關政商交往的規范性文件過于原則、不便實施，致使政商交往規矩不明晰、界限未厘清；有的推動同級黨委、政府開展損害營商環境、破壞市場秩序等問題的專項治理不及時、不到位。

　　立足紀檢監察機關職責定位推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

　　黨章、監察法等法規規定了紀檢監察機關的職責任務，決定了紀檢監察機關作為政治機關，必須把“兩個維護”作為最高政治原則和根本政治責任，為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提供堅強保障。針對政商關系中阻礙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落實的種種問題，紀檢監察機關要進一步明確職責定位，既把自己擺進去，補齊監督短板，又壓實黨委（黨組）主體責任，督促黨員干部在政商交往中做到親而有度、清而有為，以親清政商關系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推進政治監督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壓緊壓實黨委（黨組）政治責任

　　紀檢監察機關是政治機關，第一職責是監督，首要任務是加強政治監督，圍繞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落實情況跟進監督、精準監督、全程監督，推動各級各部門提高政治站位，切實擔起促進發展的政治責任。

　　聚焦政令暢通，推動政策落地。“不親”“不清”是表象，其實質是政治意識不強，落實政策存在偏差、落差、溫差。圍繞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強化政治監督，就要引導黨員干部從經濟工作的一般性事務中把握政治本質，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策服務水平。比如，把深化“放管服”改革、減稅降費等政策措施落實情況列入政治監督重點清單，及時發現、堅決糾正見事遲、行動慢、打折扣、搞變通等問題，確保執行不偏向不走樣。

　　緊盯“關鍵少數”，壓實政治責任。服務企業就是服務經濟發展，是落實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的政治責任。立足“監督的再監督”，就要突出“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督促黨委（黨組）扛起主體責任。比如，通過政治生態研判、信訪舉報分析等為黨委（黨組）科學決策提供參考，督促進一步健全經濟領域利益沖突防范制度，完善優化政商交往行為正負面清單，為企業發展創造公平健康的營商環境。

　　創新監督方式，釋放治理效能。政治監督是具體的，只有實化細化載體抓手，探索完善日常監督、集中監督、專項檢查有機融合、相互促進的工作機制，做在經常、抓早抓小，才能及時發現糾正問題、提升監督治理效能。比如，運用“室組”或“室組地”聯動模式，緊盯項目審批、中介機構、政務服務等環節領域開展專項治理，推動提高職能部門的工作質效。

　　（二）持續深化糾治“四風”，打通影響親清政商關系的“中梗阻”

　　“四風”問題是影響親清政商關系的“中梗阻”，也是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落實的“絆腳石”。作為協助黨委加強黨風建設的專責機關，紀檢監察機關要聚焦“四風”問題從嚴監督執紀問責，督促黨員干部做到“親不逾矩、清不遠疏，公正無私、有為有畏”。

　　解決為官不為等“清而不親”問題。針對在政務服務、行政審批、監管執法中推諉扯皮、敷衍塞責、冷硬橫推等不作為慢作為，“微笑不辦事，熱情不服務”懶政怠政等問題，加大查處力度，推動黨員干部主動關心、及時回應企業合理訴求，靠前服務幫助解決實際困難。比如，督促職能部門設立“辦不成事”窗口，為企業在辦事過程中遇到不作為、慢作為等問題時，提供反映問題、解決問題的便捷途徑，讓“難辦的事”辦得了、“辦不成的事”辦得成，提升企業獲得感和滿意度。

　　糾治吃拿卡要等“親而不清”問題。針對以商務應酬、禮尚往來為借口，模糊正常交往邊界，“不吃公款吃老板”、“酒局圈”、吃拿卡要、收送“雅禮”等作風頑疾，堅持露頭就打、寸步不讓，通過風腐一體糾治，督促黨員干部守住交往關，持續加固中央八項規定堤壩。比如，建立優化營商環境“碼上監督馬上辦”機制，將投訴鏈接制成“二維碼”在公共媒體及各窗口單位公布，方便企業和群眾投訴舉報，向以招商引資為名行搞“四風”之實等頂風違紀問題亮劍。

　　（三）一體推進“三不腐”，以良好政治生態涵養健康經濟生態

　　腐敗是損害親清政商關系、阻礙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落實的“毒瘤”，反腐敗斗爭有利于理順市場秩序、還市場以本來的面目。這就要求紀檢監察機關把政商關系置于政治生態建設大局，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以良好政治生態涵養健康經濟生態。

　　堅持嚴的基調，斬斷官商勾結利益鏈。保持反對和懲治腐敗的強大力量常在，堅決查處基礎設施建設、公共資源交易、投融資平臺、招投標等領域的腐敗問題，著力以反腐敗打破、鏟除建立在尋租、“圍獵”基礎上的畸形政商關系。

　　以案促改促治，鏟除腐敗滋生土壤。通過紀檢監察建議等督促建章立制、堵塞漏洞，推動建立優化營商環境長效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比如，督促健全廉政風險防控制度，建立健全規范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從業行為、重大事項動態報告、接到請托事項登記報告等制度規定，把廉政風險防控貫穿經濟發展工作始終。

　　培育廉潔文化，夯實思想根基。注重運用正反兩方面典型，推動倡樹清廉政商文化，教育黨員干部筑牢拒腐防變思想防線，因覺悟而不想破界。比如，分級分類開展警示教育，深入剖析“親而不清”“清而不為”等違紀違法典型案例，加強通報曝光，教育黨員干部以案為鑒、敬畏紀法。

　　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推動黨中央經濟工作決策部署落實到位，需要黨員干部敢擔當、善作為，能干事、干成事。要把加強監督和正向激勵結合起來，堅持嚴管厚愛結合、激勵約束并重，深化運用“四種形態”，嚴格落實“三個區分開來”，激發黨員干部干事創業熱情，推動更好履職盡責、擔當作為。

　　（本文刊載于《中國紀檢監察》雜志2023年第8期，作者：中國紀檢監察雜志社課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