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原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著名經濟學家常修澤：新階段如何推進企業轉型？

11月30日，由全國黨的建設研究會、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指導，《中國企業報》集團、中國企業十大新聞評委會、中國企業研究院主辦，中企報國際傳媒有限公司承辦，北京神洲天才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聯辦的“第十六屆中國企業發展論壇全國企業黨建（煙臺）峰會”在煙臺東山賓館舉行。本屆峰會的主題為“企業黨建引領發展凝心聚力注入動能”。國家發改委原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著名經濟學家常修澤出席會議并演講。

　　以下為演講內容：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新階段如何推進企業轉型？》。因為時間關系，我簡單提煉為“三個轉型、一個支撐”。
　　剛才有同志引用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根據我個人研究，當今人類正涌動著三大歷史潮流。
　　第一股潮流是新技術革命的潮流。對于企業來說面臨著“新產業革命”潮流。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會上，浙江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陳純講解區塊鏈技術集成應用。什么叫區塊鏈？很多干部一頭霧水。但是，請注意：中央可是專門把院士請來給政治局講。因為人類發展到今天，已經爆發了一場“新技術革命”，區塊鏈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這是一個大的潮流。
　　第二股潮流是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全球化洶涌澎湃，不可阻隔。盡管有人搞單邊主義，搞貿易保護主義，但那都是支流，人類發展的主流是經濟全球化。在此情況下，一則，中國開放的大門將越開越大，今年已經修訂《外商投資法》。一些地方（如我一直關注的東北和西南）將成為“中國開放新前沿”，更不用說沿海地帶；二則，今年4月2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第一次提出：“善用高水平開放倒逼深化改革”。請注意“倒逼”這兩個字。此前用的詞只是“促進”改革，或“推動”改革之類，但是現在用的是開放“倒逼”改革，我個人聽了以后感到振聾發聵。因為我們改革的動力現在有所衰減，與1978年小崗村農民在小屋里開會，大家按手印，自發進行土地改革（包產到戶）比起來，那時候改革的勁頭兒多足。我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一書里面寫到：中國改革有兩種模式：一個是“內生性改革”，一個是“外源性改革”。現在，光靠內生不行，我們要靠外源性，現在世界出現了新的形勢，恰好“倒逼”我們改革。
　　第三股潮流是人本主義的潮流。以人的發展為出發點，是人類的共同文明。1986年我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時曾提出一個高校青年社科基金項目——《關于創建社會主義人本經濟學》的課題申請，開始從事人本經濟學研究。經過30多年探索，先后出版了《人本體制論》、《人本型結構論》和《包容性改革論》三部人本經濟學著作，探討如何把“人本論”作為我們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潮流。
　　我國正在面臨著新舊動能的轉換，山東是全國新舊動能轉換的先行示范區，已經搞了兩年多。我是山東濱州惠民縣人，與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是老鄉。山東的新舊動能轉換，我實地考察了十幾次，坦率地說，思路還需要拓寬。因為一開始拿出來叫“小四新”：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技術，從一個方面講，我認為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技術，是很前衛的，也是需要推進的。但是要從更廣闊、更宏觀的角度來說，我曾給有關方面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實行“大四新”，即：新體制、新供給（包括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要素組合、新主體。去年3月22日《中國經濟導報》一版刊發了我的《新舊動能轉換：“大四新”是方向》一文。《人民日報》7月6日，把“大四新”改成“宏觀”，但重點還是講我的“大四新”理論。
　　下面我結合新舊動能轉換，就企業轉型問題，回答新階段企業轉型怎么轉，轉到哪里的問題。簡言之就是“三個轉型、一個支撐”。
　　第一，推進體制轉型。
　　山東動能轉換的“小四新”里缺的是“新體制”。我對老家還是比較了解的，由于受傳統文化的影響，體制問題比較沉重，跟東北有某些類似之處。最新的中共中央關于十九屆四中全會有兩個文件，一個是《公報》，一個是《決定》。我調研了一些地方，發現學習和研究得不夠，形式主義相當嚴重，沒有深入進去。
　　《決定》把這40年改革開放形成的一些經驗做了高度概括。主要是三條：第一，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第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跟過去的文件比，跟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比，它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過去傳統的經濟學講基本經濟制度，一是公有制，二是按勞分配，三是計劃經濟，后來這一條已經去掉了。請注意：這一次“基本經濟制度”可不是簡單說公有制+按勞分配，而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兩個毫不動搖”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有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些提法里面有新東西。
　　最近圍繞這些提法里面的新東西，學術界和社會上有不同看法：京城某著名大學的著名人士說怎么能把非公有制經濟納入基本經濟制度之內？怎么能把多種分配方式納入基本經濟制度之內？主張基本經濟制度仍堅持原來的“公有制+按勞分配”。最近流傳一篇文章，而作者恰好是去年1月在網上借《共產黨宣言》170周年歷史機會，發表“正標題”為《消滅私有制》的作者。繼這篇文章之后，去年夏天又出了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所謂“第二次公私合營論”等，造成民營企業家心神不定，一定程度造成民營經濟下滑。
　　在這種背景下，201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召開民營經濟座談會，領導同志親自出來講話，表達兩條：第一，民營經濟是我們“制度的內在要素”；第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說實話，這個會應該早開。我去年4月在世界讀書日那天，主筆出版了一部《所有制改革與創新》，被收入紀念改革開放40年《復興之路》叢書之一。今年中央這個《決定》剛出來后，我們一定要按照中央《決定》的精神來搞體制創新。
　　我們的企業下一步轉型，到底抓什么？我建議抓三條落地的東西。
　　第一條，國有企業一定要扎扎實實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國有企業體制轉型，往哪里轉？我建議往混合所有制上轉。現實中最典型案例是山東煙臺的萬華公司。萬華的改革值得大家關注。
　　根據我去年來煙臺的實際調查和研究，我認為現在對萬華的實踐講得可能不太準，不準在哪里呢？有的同志泛泛說萬華是“國企典型”，我說不完全符合實際。到了煙臺，大家可以去調查一下。萬華公司已經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原有資本結構占比發生了重要變化：第一，它引進了非國有資本；第二，它還把職工持股引到公司的股權結構里面。它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國有企業了，而是一個新型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你只要看看它的產權結構就會很清楚。萬華實質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典型”，它昭示我們：“國企要搞好，必須改革”，“必須改革”才是精髓。如果拋開“國企必須改革”這個精髓而講其他，可能把好經給念歪了。
　　前天（2019年11月28日）我從云南來煙臺。萬華集團公司已經到云南的普洱去投資，我在當地聽了以后很振奮。萬華集團企業的活力從哪兒來？從它的股權結構里來，它有國有資本、有民營資本，有職工的資本，是混合所有制經濟煥發出的活力。
　　在當前搞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我認為還是有些問題值得注意。比如我到某省考察，我請教你搞國有企業混合了嗎？他說搞了。我問怎么搞的？他說，甲國有+乙國有+丙國有…，混合了，ABC三個國有企業混合了。我說這雖然也是混合的一種，但是這種混合是“同性戀”，都是一個性。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我主張“異性戀”是主旋律。我所著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新論》，主張的就是以“異性戀”為主旋律，“同性戀”不是不可以搞。現在有些地區是搞“同性戀”來應付差事。
　　在座的嘉賓好多來自國有企業，我建議我們能不能搞一點“異性戀”的改革？因為中共中央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那里面講的混合所有制講得很清楚，是“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第二條，我更關注的是深圳華為所展示的一種新的所有制結構。這種新的所有制結構叫什么？叫做“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與資本聯合相結合”，它是一種“新型的集體所有制”經濟。華為不是國有企業，但也不是私有企業，華為有18萬員工，其中有10多萬員工持股，而任正非先生只占1.24%，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員工的積極性。所以在2018、2019年這場中美貿易摩擦中，華為屹立不倒，給中國人爭了氣。
　　第三條，作為我們“自己人”的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的發展。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和大家討論，就是我們黨到今天執政的經濟基礎到底是什么？我在2013年出版了一部書——《包容性改革論》，副標題是“中國新階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維”。我認為國有、民營都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國有經濟是基礎，是沒問題的。從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提出了，到現在已經有70年了。但是，我要講的是另外一個方面，民營經濟是不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之一？我認為國有、民營都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
　　第二，推進結構轉型。
　　結構轉型，特別是產業結構轉型。美國著名學者托馬斯在《亂中取勝》中指出，世界這么亂，在亂中怎么取勝？他說：“不是老想分享市場，而是要考慮創造市場。不是取得一份較大的餡餅，而是設法烙出一塊較大的餡餅，最好是烘烤出一塊新的餡餅”。最后這句話“畫龍點睛”，我們今天的產業轉型就是要想法來“烙新餅”。
　　這里面就涉及到企業之間的競爭。我在《現代企業創新論》把它分成三個層次：一個存量競爭，一個增量競爭，一個創新競爭。存量競爭是多分餅，增量競爭做大餅，創新競爭“烙新餅”。
　　我們要研究需要轉向哪里，就要關注10月24日召開的政治局學習會議，關注新一代信息技術，比如“區塊鏈”。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相關的經濟活動，排在第一臺階的叫“數字經濟”，第二臺階是“數字金融”，第三臺階是“數字資產”，第四臺階是“數字貨幣”。所謂“數字經濟”，聽起來陌生，實際上捅破窗戶紙，就是“以信息為先導的新經濟”。根據了解的情況，關于數字經濟、數字金融、數字資產、數字貨幣，許多問題需要研究，也許下一段央行要推出數字貨幣。現在常用的微信支付、支付寶，某種意義上也有數字貨幣的功能，但不是央行發的。
　　除關注新一代信息技術外，這里面還涉及到高端裝備制造、生物、新材料等諸多產業。另外，我國2018年第三產業已經占到了52%以上，而煙臺在生態建設、旅游產業方面都是很有實力的。因服務業既有為生產服務的，還有為生活服務的，特別是醫療健康康養產業、旅游產業等，這些也是煙臺需要關注的方面。
　　第三，推進發展方式的轉型。
　　我們還要研究要素的重新組合。從170多年前，馬克思提出三大生產要素，至今已經擴大為七大生產要素：一是勞動，二是資本，三是土地，四是知識，五是技術，六是管理，七是數據（信息）。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在講到分配問題的時候說得很清楚，“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這里有三個要點：第一，哪些要素？七大要素；第二，誰來評價貢獻？市場評價；第三，按什么決定報酬？按貢獻決定。
　　這個《決定》說以后是按照這些要素的貢獻來進行分配。這些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總之，大家要關注分配方面的這些新的構思、新的思維。
　　與要素重新組合有關，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必須由過去主要依靠土地（賣地）、資本（特別是銀行貸款），廉價勞動力、環境污染的方式轉型，這一條老路走不通了，我們得依靠知識、靠技術創新、靠管理、靠大數據，由數量轉向質量，追求精細化的發展方式。而這一切需要高素質的人，這就需要有新主體。
　　第四，打造“新主體”，解決轉型的新支撐問題。
　　我國的新舊動能轉換，靠誰來轉？誰能推動動能轉換？“小四新”沒有提出這個命題，我感到非常遺憾，沒有新主體，也就不能解決落地的支撐力量的問題。我認為，企業轉型與發展必須要靠新的主體。新的主體在哪里？一是各行各業的企業家；二是各種技術創新者；三是各類工匠，工人師傅里面有很多是工匠，甚至是“大國工匠”。這三股力量是企業轉型依靠的新主體。
　　美國的《旗幟》雜志曾提出一個“無限制的”新人概念，但在中國完全“無限制”不易做到，我把它改為“超限制”，就是“超越條條框框的限制”，我把這個“超限制”的理論寫到《包容性改革論》這本書里面，建議國家和各企業培育一代超限制的新人。
　　無限制的新人有什么特點？按《旗幟》的表述，第一，他們是技術專家，懂技術，同時是商人，會經營，還是藝術家，有學問；第二，他們喜歡新概念，新思想，新的思維方式，喜歡變革，喜歡破除傳統的東西；第三，他們不喜歡等級制，認為等級、職務、頭銜等等這些東西都是限制性的東西，已經過時了。這些應該對我們有啟發。
　　培育創新者必須嚴格保護產權。我在2016年8月曾給有關部門做過一個關于保護產權的內部研究報告，《人民日報》理論版11月摘要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16年11月27日正式頒發保護產權文件。所以，“市場活力來自于人，特別是來自于企業家”。
　　2017年針對上述問題，我寫過一個《關于激發和保護企業家精神的七點意見》的內部研究報告，建議對企業家的產權和收益予以嚴格保護，對企業家的精神進行激勵和維護。2017年9月25日，中央關于保護企業家的文件下發后，新華社《經濟參考報》9月29日曾全文公開，在座的企業家可供參考。
　　怎么保護產權？怎么保護企業家？國家已經開始對一些歷史遺留問題著手解決。比如北方的物美創始人張文中案已經平反。他在法庭內最后陳述的照片由最高人民法院報請上級批準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作為依法執政的一個典型案例。同時南方的科龍電器前董事長顧雛軍案也已經改判。總之，我們國家正在一步步糾正過去某些不合理的東西，按照中央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