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有哪些“著力點”？

產業興則經濟興，產業強則經濟強。“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這為我國在新發展階段構建現代產業體系提供了重要指引。

網絡強國與產業鏈現代化

所謂網絡強國，就是要求我們在網絡化、數字化建設方面做到比絕大多數國家都要好。現在，我們已經在移動支付、大數據、數字網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健康碼”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智慧城市與智慧社區建設取得一定的進展，“掃碼”“刷臉”等支付手段在公共交通、醫療服務等方面的廣泛應用。可以說，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正是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基礎，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的前提。

現代化的產業鏈，應該說是一條從原材料到生產、營銷，最終到達消費者手中的完整鏈條，包括廠商、購物平臺、快遞物流等方方面面，不能有任何一個環節發生“掉鏈子”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網上購物已經深入千家萬戶，多家網上購物平臺的用戶數以億計。由此可見，這是多么巨大的市場，這也要求我們必須保證產業鏈自主自控，以確保消費發揮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

可以說，相較于10年前，“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小到電子文件與網絡會議的普及，大到平臺經濟與共享經濟的發展、數字社會與數字政府的建設，都為我們的工作生活帶來極大便利。

在產業轉移中轉型升級發展

從國際產業轉移的規律來看，我們目前正處于第五次產業轉移的中心。第一次產業轉移是從英國到美國的轉移，第二次是從美國到日本、德國的轉移，第三次是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的轉移，第四次是從美國、歐洲、日本、“亞洲四小龍”到中國大陸的轉移，現在的第五次是從中國大陸向以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國家的轉移。所以，中國是這一次產業轉移的輸出國，整體上面臨著高端回歸發達國家、低端轉向5000萬人口的發展中國家的復雜形勢以及產品利潤率低的難題。我們將面臨的產業轉移現象是極其明顯的，如果不轉型升級就很可能會面臨產業空心化的困境，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以創新驅動實現高質量發展。

在人口紅利方面，我們的相較優勢已經越來越不明顯，具體表現為占大多數的農民工年齡呈持續增長的趨勢。2010年，我國21-30歲農民工的占比為35.9%，是比重最高的；到2019年，最高比重已經變為31-40歲的，占比為25.5%，同時41-50歲的占比為24.8%，50歲以上的占比仍有24.6%，農民工平均年齡是40.8歲。相較而言，我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大，而別的發展中國家的相關人員年齡還很年輕，如印度、越南的工人平均年齡為28歲，這對我國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壓力。此外，面對產業轉型升級，我們的農民工普遍的學歷情況也不足以應對高端制造業、高端服務業、新材料工業、生物產業等新興產業的要求，如2019年數據顯示，農民工受教育水平占比最高的是初中文化水平（56%）。與此同時，我們還伴隨著生育率降低、老齡化日益嚴重等多方面的人口難題。

要對產業轉移因勢利導，對癥下藥，采取針對性的應對措施。在中西部重點優勢地區培育一批承接產業示范區，優化制造業“引進來”結構，加快構建支撐高質量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

在復雜的國內外環境下，我國要從“中國制造”發展為“中國創造”的這條路是比較艱難的。但是，從世界制造業梯隊來看，我們要從第三方陣（中、印等新興國家）追趕至第二方陣（日本、德國）、第一方陣（美國）的任務又是緊迫的，距離實現“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時間不到30年，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扭住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構建市場競爭力強、可持續的現代產業體系。”

（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孫小蘭《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講稿摘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