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高標準、高質量建設雄安新區,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和國家大事,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雄安新區建設對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一、為解決大城市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大城市病”問題?
在世界城市化進程中,大城市持續增加、城鎮密集區的大量出現以及發展中國家城市人口急速增長是三個極為顯著的特征。“大城市病”主要是指城市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各類環境問題、交通問題和住宅問題等。之所以稱為“大城市病”,是因為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表現尤為突出。其中,功能過多、經濟和人口布局過度集中的“過密”,是產生“大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因此,我們應建立起新的大城市空間發展理念,大力發展多中心、網絡化大城市,以克服城市職能過度集中所帶來的各類“大城市病”問題。?
可以看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就是要通過打造京津冀世界級城市群來解決首都北京的“大城市病”問題,而跳出“主中心”實現多中心發展也是世界級都市群的普遍做法,雄安新區建設就是跳出“主中心”發展,助力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的一個實踐。?
二、多中心、網絡化發展成為解決“大城市病”的空間途徑?
城市空間發展新的趨勢導致發展模式和理念的革新:在空間組織上,由傳統的、等級性的中心地模式,向多中心、扁平化、網絡型模式轉變;在空間范式上,由傳統的“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向基于網絡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轉變;在空間增長上,由早期的“城市蔓延”向強調空間管治的“精明增長”轉變。新的空間發展模式和理念可以概括為是以多中心、網絡化為特征的。?
目前,我國仍處于城市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過程中快速的城市增長帶來城市空間發展和管理的諸多問題。許多城市仍未擺脫“一極集中”的空間發展格局,城市職能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區,造成城郊、城鄉差距明顯,聯系薄弱,難以統籌發展。另一方面,市區承受了巨大的空間發展壓力,“攤大餅”式的城市蔓延侵占了農田與綠地,造成相應的居住、交通、環境、生態等多方面問題。?
城市理論表明,如同經濟增長總是伴隨經濟結構的升級,城市空間擴張往往也伴隨有空間結構的優化和調整,即從單中心結構向多中心結構轉變。城市空間的多中心化,通過中心城市職能向外疏散,有效降低聚集不經濟,并通過在更大空間尺度,即區域層面上的再集中獲取整合效應,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競爭力提升,即“追求城市分散性的規模經濟”。國際大都市發展經驗同樣表明,主要的世界城市,如倫敦、巴黎、東京等,都經歷了由單中心擴張向多中心、網絡化發展模式的轉變。
三、京津冀地區存在諸多不協同的問題?
(一)區域間產業合作水平不高,北京特大城市對周邊輻射帶動能力較差?
京津冀地區的區域產業合作雖然起步較早,但區域產業轉移和對接協調難度較大,致使區域產業合作進展緩慢。阻礙因素主要體現在:?
一是京津冀三地在政治、經濟上利益訴求的不一致,對推動產業合作發展的具體訴求和操作路徑的認識仍存在差異,影響到區域間的有效合作和協調。?
二是區域間發展差距懸殊。2014年河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僅為北京的40%和天津的38%,河北產業布局過度分散,由此導致大量資金、人才、技術等優質資源進一步在京津集聚,對河北的虹吸效應明顯,難以形成相互銜接的產業發展鏈條。產業合作中主要表現為垂直分工,主要利用周邊地區的資源環境要素,特別是北京與河北的合作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從屬關系,北京對周邊地區的擴散和帶動作用不足。?
三是京津冀地區資源配置行政色彩濃厚,京津冀三地之間市場一體化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難以發揮市場機制在產業協作過程中的調節作用。
?四是北京市科技創新資源豐富,但對周邊天津和河北技術轉移轉化落地不足,2014年北京向津冀輸出的技術合同成交額占對外省市的比例不足5%。
(二)區域合作與一體化發展水平不高、體制機制不完善、合作動力不強?
一是虹吸效應明顯,擴散和帶動作用不足。北京對于周邊地區的集聚作用大于擴散作用,北京與河北的合作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從屬關系,優勢經濟要素單向向中心城市集中,保障北京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中心城市擴散帶動作用不足。
二是機制不完善,區域合作推進緩慢。京津冀整體區域合作機制還在探索階段;已有的具體合作協議的程序繁瑣,沒有專門的溝通和協調渠道或部門,致使既有的很多協議履行進展較慢,多數達不到預期目標。
三是地方本位主義嚴重,區域一體化程度低。區域合作帶有地方本位色彩,京津冀各方都熱衷于在自身劣勢方面與對方展開合作,本位主義使得區域市場和基礎設施一體化程度較低,京津冀區域二元結構非常顯著。?
四是政府職能不明晰,市場手段運用不足。國家層面的推動為主,市場化手段較少,地方合作動力不足。
(根據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雄安新區建設》講稿摘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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